家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原点所在，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发展中国、建设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必须从对家的认知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在中国整体发展和整体治理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家庭建设是当前国家、社会重点强调的建设任务之一。这和中国所走过的独特的社会道路、历史道路是分不开的，与中国特有的血缘根基、血缘社会的土壤以及历史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 

　　一、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和血缘社会根基的相关性

　　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起点，血缘氏族的彻底解体或历史性地保存，使东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文明之路。一条是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历史道路，从氏族到私产再到国家，个体私产冲破了氏族组织，城邦国家代替了氏族；另一条是以古代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历史道路，在没有摧毁原始氏族组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国家状态，血缘氏族和国家两种组织形式相结合。“亚细亚的古代”历史道路基本不存在个体私有，因为它是以土地公有制为主，所以宗法血缘关系非常强。而“古典的古代”发展道路的形式是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列，商品经济发展起来，这样宗法血缘关系相对来说就被冲破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城邦国家和氏族制度的区别，指出城邦国家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氏族国家制度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可以说，血缘关系是中国特有的以家庭为核心基础的逻辑起点。中国特有的血缘宗法社会的土壤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家文化。 

　　东方血缘社会历史道路使中国的家庭模式及概念和功能都获得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极大的特殊性。对此，梁漱溟先生曾做过专门分析，他认为在东西方社会结构中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西方社会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家庭地位和功能相对次要，而中国传统社会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或细胞。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中西方社会结构时曾说，西方社会结构是像田里柴捆一样的个体集合体，而中国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波纹的‘差序格局’，这和西方的‘团体格局’大不相同”。在“差序格局”中，社会由不同个体按血缘亲疏关系组成网状关系，是放大了的“家”。 

　　“亚细亚的古代”是在没有摧毁血缘氏族、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奴隶制国家的，国家的很多治理方式、组织结构就落在了氏族组织的结构之上，因而家庭在其中就是一个核心基础，并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方的“古典的古代”发展道路，由于血缘氏族在商品发展的过程中被解体，城邦国家代替了氏族，因而家庭的存在就不像在东方这样成为核心和基础。 

　　二、家国同构格局中的“家文化”取向

　　在这样的历史道路、历史土壤当中，生成了家国同构的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模式，也形成了家国同构格局中的“家文化”取向。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是“家文化”“血缘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家国同构”的社会历史模式。古代中国土地公有、小农经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是比较低下的，它所依赖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对来说就比较公有，落在了公社氏族组织基础上。进入到奴隶制国家以后，国家的公共职能也没有完全分化解体，所以说，奴隶制社会是在没有完全解体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结构、组织结构和氏族组织结构就有一种天然的关联。我们说“家国情怀”，中国人历来把国放在一个放大了的家的角度和位置去理解。所以，我们不论是从“国家”的词源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华民族特有的爱国情怀、家国情怀来看，都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国家是在扩大了的家族、氏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侯外庐先生说，“古典的古代”是由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家庭在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体制当中获得了极大的重要性，在文化精神、历史进程当中也获得了极大的特殊性。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特别强调血缘文化，强调修齐治平，强调百善孝为先，就是从这种历史土壤当中生成出来的。所以说，儒家文化并不是孔子、孟子等经典人物杜撰出来的，而是儒家文化感悟到了当时中国社会关系的血缘宗法性质，看到了忠孝德治对于国家秩序稳定的重要，把“齐家”与“治国”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正是由于家庭在中国社会中有着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使“家”对于中国人而言有了极特殊的涵义。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家文化”能够像在中国文化中这样凸显和丰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对家的依恋的普遍性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强烈。在中国家文化观念中，“家”在人生中具有“根”的意义。“家”就是那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是可以永远依赖和寄托我们身心的居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人生道路上如果没有一个“家”，在精神上就会永远处于“居无定所”的心理感觉中。 

　　三、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及传统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中，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家庭和谐基础之上的。那么，这种历史、这种文化模式在今天具有什么意义呢？ 

　　家庭在社会和谐和社会治理中的功能是非常大的。家是一个人的身心归属所在。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人要有归属感，包括情感的归属、身份的归属等。当今社会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人们会有安全、生存等方面的焦虑，也可能会有无意义感、孤独感等方面的焦虑，同时还有身份焦虑。什么是身份焦虑？就是“我是谁”“我在哪里”等，实际上这也是归属性的问题。因为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很多人都会离家外出，在各地工作、学习、生活。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把大家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而在市场的大潮当中，存在着个体化、自由化、身份“碎片化”的现象。但即使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如果我们有一个家，我们的心灵就会有归宿。所以，“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来讲，就是一个基本的元点，是一个生存的元点。除此之外，家还是教育元点、秩序元点、独特的社会保障元点，当人生旅途中遭遇失利和风险时，只要有家在，家就会成为人们最好的避风救险的港湾。 

　　家，还承担着很多和谐社会的功能。一个人的家庭和谐，他的身心也会比较和谐，他在单位、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面也会相对的和谐。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和谐了，大家的身心都平和了，也会给社会和谐带来很多利好力量。 

　　另外，“家”还在解决养老问题上具有独特的功能。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及其文化，使老年人生活在亲子家庭中，这对养老问题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亲情关爱方面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西方社会学家在谈到赡养老人的问题时指出，西方社会老年人的处境每况愈下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个体化家庭的扩大，这样老年人可能就会生活在孤独当中。因此，西方有一些专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吸取中国这种社会和家庭双向抚养的模式，用这种模式作为解决西方养老问题的一个有价值的参照，也就是向中国借鉴社会和家庭双向养老的模式。 

　　我们今天要建立和谐社会，实际上和家庭的和谐、家庭的建设是息息相关的。中国建立和谐社会，不能简单地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主要依托于契约法治的力量。契约法治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刚性的力量，我们也必须有这样的刚性的东西。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除了要有好的制度、好的刚性规定之外，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家文化。尤其对中国社会来讲，家文化更为重要。我们经常说“家和万事兴”，家庭和谐不仅在传统社会而且在今天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点和资源。 

　　家庭为本的生活方式及家文化，在血亲情感取向基础上，会培养出辐射到社会人际“波纹”中的仁爱情感文化，在培育起家庭责任取向的同时，也培育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对他人和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人，通常对单位及国家、民族、社会也会有责任感；而一个对家庭都没有责任感的人，他对单位及国家、民族、社会也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应该说，注重家文化、重视家庭地位已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元素。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我们也能感觉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我们的社会发展理念当中，先富起来的人具有带动所有人共同富裕的责任。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现在就实践着这些理念，这和我们执政党的理念有关，也和中国特有的家文化取向息息相关。 

　　当然，时代在变化，传统的家文化也要接受现代社会的选择。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传统家庭模式中严格的“差序代际”关系已经开始向平等化发展，传统家庭的功能也在重新组合或者变化，但是中国家文化中那些表达中国人的情感、亲情的因素都积淀下来了，这在今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