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在分析高质量发展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提出高质量溢价概念,提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涵盖贯穿宏观经济、区域或产业、企业及其产品(服务)协同的动态发展体系,并认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和关键突破口,进而分析企业怎样实施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实施高质量发展的环境需求。
关键词:企业 高质量 发展 体系
一、对“高质量发展”的认识
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还提出了“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以及“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至今,“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全面实施高质量发展如火如荼。特别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从双方磋商中我们看到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与贸易的话语权、规则权与决定权的重要性。因此,基于改革开放,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与长远意义重大。
对于高质量发展怎样理解,以及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做些深入的思考。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作为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抓手,是保护与振兴实体经济,尤其做实、做强、做精制造业的生命线,应从宏观、区域或产业、企业经济系统厘清高质量发展体系,从而真正把高质量发展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以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对高质量发展,无论学界还是社会与实际工作部门,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有必要分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测度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第一,关于质量与高质量。在物理学中,质量(mass)是指物体的一种性质,即物体所含物质的量,它是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这里我们不考虑物理量,而是关注经济与社会领域。在经济领域,质量(quality)是指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所具有的一组固有(特征)特性及其满足(用户或使用者)要求的程度。我们认为,这里“特性”是指对事物、产品或工作的功能(性能或职能)的描述。在社会学领域,质量是指(客观)价值或主体感受的现量,如(观察)社会质量,包括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我们认为,这里“适应性”是指社会,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为大众生活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种类和数量的选择性。
对于如此的特性或选择性,大多数(少数通过示性量化表达)都是可以测度的,同样满足要求的程度或水准也都是可测量的。也就是说,质量是可测量的。
特别地,在企业领域,美国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认为,产品质量是产品的适用性,即产品能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美国质量管理专家克劳斯比认为,质量是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美国质量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质量是满足需要。全面质量控制创始人菲根堡姆则认为,质量是指营销、设计、制造、维修中各种特性的综合体。我们认为,这里产品的适用性或符合规定要求就是使用要求,并且通过产品的(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表达产品所具有的固有特性。这里可以选择正向指标,即指标数值大小与功能正相关。
无疑,事物、产品或工作所具有的固有特性及其满足要求的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即质量是可测量的,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因此,在经济领域,高质量是指事物、产品或工作具有多且高(强或好或特殊)的特性,以及满足要求的程度高;在企业领域,产品高质量是指其所具有多且高的(满足用户使用要求的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值,以及用户使用后获得的满足程度高;在社会领域,高质量是指向社会大众生活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种类和数量多且适应性高(强或好或特殊),以及大众生活水平标准高。显然,这些产品或服务都是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提供的。值得一提的是,高质量还包括这些企业、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高效的经营与管理运作。也就是说,高质量具有普适性,即任何领域中事物、或产品(服务)或工作中都有高质量的问题。
随着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尤其对企业来说,质量相关的使用要求随着使用时间、使用地点、使用对象、社会环境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变化而变化;同时满足程度基于对产品的功能(性能)、经济特性、服务特性、环境特性和心理特性等方面也是不断提高的。当然,对质量的把握,需要综合考量高质量产品需求量、功能技术、成本提高、市场溢价等作出最适当的决策。
第二,关于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理论上讲,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是两个维度的描述。高速增长阶段对应低速增长阶段,而高质量发展对应低质量发展。因此,从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两个维度,可以组合四种情形: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低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高速增长阶段、低质量发展;低速增长阶段、低质量发展。当然从主观愿望上,我们都选择并追求高质量发展,低质量发展不是我们的选项,但客观实际中确实存在低质量发展的现象。这里,我们不讨论低质量发展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的事实表明,高速增长阶段也可以是高质量发展,但因“速度与质量”悖论,实现的难度很大。同样,低速增长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相对容易,但因主观“不作为或错作为或乱作为”行为,也可能导致低质量发展。未来我们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而无关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但显然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大。
第三,高质量发展的选择。所谓高质量发展,是指以高质量驱动的发展。提高质量需要创新,当然创新也是提高质量的重要目标之一。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既表现为高质量的投入要素(包括人力、技术、资本,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也表现为高质量的产出(包括产品、服务,以及人力、技术、资本,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质量增量)。这里,我们把投入要素的质量增量也作为产出,在客观上既尊重投入与产出是一个循环过程,在主观上又具有重要的价值;还表现为高效的投入产出运作过程和高的投入产出效益;还表现为对社会和谐稳定与生态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大(高)。因此,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都应追求高质量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和现实情况,高质量发展也可以理解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即以高质量驱动发展的阶段。我们认为,由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必然的选择。如前,我们不讨论低质量发展。但理论上讲,高质量发展可能对应高速或低速增长阶段,实际中,基于过去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带来的资源(包括生态与环境等)瓶颈约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不讨论高速或低速增长,但像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资源消耗角度来说,过去高速增长阶段已经消耗大量资源,以致有限的资源与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不能支撑持续高速增长。况且与未来的高技术相比,用低技术消耗了更多的资源,或者说浪费了更多的资源,使资源供给捉襟见肘,瓶颈现象如雪上加霜。从指标客观描述来说,随着经济总量基数,尤其高速增长阶段的基数的持续增加,其增长速度一定是边际递减的,这是客观规律与现实。因此,高质量发展是唯一的选择。
第四,高质量发展具有普适性。基于以上理解与认识,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包括以下三个维度:(1)内容领域(横向)维度: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高质量;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高质量。(2)开放的(国内外)层次领域(静态纵向)维度:宏观、中观(区域或产业)与微观(企业)。(3)反映内外部环境(市场,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变化领域的时间(动态)维度。因此,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三维度的涵盖贯穿宏观、中观与微观及其领域内容协同的动态发展体系。这是对高质量发展中相关的质量与高质量、事物或产品(服务)或工作、大众生活适应性,以及宏观、区域或产业、企业经济的内在逻辑关系的诠释。
二、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高质量发展的细分层次
高质量发展可以分为六种情形: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的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高质量发展。简单地讲,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三个层面: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呈现如下实践重点与特征:
在宏观层次上,重点是在经济全球化下,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高质量发展及其持续改进,把握宏观经济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所谓高质量就是高的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的能力和平衡度,即通过市场与政策调控使相互制约的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资源与生态环境等及其变动都在其相对合理的范围里,且宏观经济表现出稳定、健康与可持续。当然,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在中观层次上,重点是基于开放的区域或产业资源优势,结合创新,把握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相对动态平衡。同样高质量是指高的平衡能力与平衡度,即通过市场、区域与产业政策引导,使相互制约的资源优劣势、区域或产业差异、优化与转型升级等及其变动都在其相对合理的范围里,同时打破区域或产业壁垒,实现资源流向与配置科学化、合理化与高级化,且区域或产业经济表现出竞争力提升,有利支撑了宏观经济质量提升,以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的机会和有利的空间。
在微观层次上,重点是在创新下的竞争与合作,提高投入要素及环境与产品(服务)质量。如前,高质量是指产品(服务)功能高(强使好或特殊)及其满足要求的程度高,同时提高了生产力、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且企业发展表现出创新活力与潜力,有利支撑了区域或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的本质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高质量。创新,包括技术、制度、政策与文化创新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与制度支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也是创新大厦的基石。客观上,在高质量发展体系中,由企业到区域或产业,再到宏观经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加总支撑过程,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分解指导过程,还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实际中,从宏观经济、区域或产业方面,探讨高质量发展成为热点。但从企业方面分析高质量发展还远远不够,以致最终将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且不说“务虚容易,实干艰难”,还在于把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宏观上的顶层设计,通过区域或产业相关机制、制度与政策的承上启下衔接,把任务有效落地到企业是很难的,而且在全球化下重新认识“微观到宏观”的“通宏洞微”的难度很大。因此,说到底最重要、最困难的是企业落地高质量有效发展。这不仅需要实实在在的创新“真功夫”,特别地,中美贸易战磋商中,我们清醒认识到,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技术创新、提高质量等方面“练好内功”才能立足;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因此,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突破口。
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而企业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是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对于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是通过创新驱动做出高质量、做出品牌!具体来说,产品高质量是指高品质,即质量(合格)基础之上的优级等级,并且由产品的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描述。高品质与文化融合成为品牌,可见,品牌的本质基础是由高质量决定的。对于品牌来说,持续提升品牌的质量,才能成为著名或一流品牌。因此,提高质量与提升品牌质量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三)企业如何高质量发展
企业怎样实施高质量发展呢?如前所述,生产高质量产品,必须保证其所固有的特性(高的技术与非技术指标值)满足要求及其高的满足要求程度。
第一,需要高质量要素的投入。一是,在市场调查需求分析上,尤其通过分析消费者收入及结构,预测高质量产品市场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及其结构,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技术储备;二是,需要投入更多的高质量的要素,如人才、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等,以及更多的优质资本,这些都是高质量生产不可或缺的刚需;三是,需要新时代工匠及工匠精神。在一定技术、工艺与管理水平下,高质量需要“态度端正、一丝不苟、静心踏实、刻苦钻研”的新时代工匠,还需要弘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还需要营造有利于工匠成长的机制、制度与政策;四是,需要企业投入(实施)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机制、制度与政策,以及良好的质量与品牌文化;五是,需要树立质量品牌意识,担当社会责任,以创新建立并实施高于产业标准或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企业标准,既提高质量,又节约资源、减少排放,有利于绿色制造,又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第二,需要合理的质量定位。一方面,在开发、生产产品时,产品的质量水平与产品定位有关,即需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实际状况,确定产品的质量水平,这就是质量定位。在进行质量定位上,我们认为,应考虑质量的边际收益,即选择质量的边际投入和边际收益相等时的质量水平。另一方面,基于质量定位,追求高质量,成本必然增加,面对生态环境要求,成本增长更加明显。因此,有两种选择。一是提高质量成本增加,同时因质量提升产生质量溢价(质量提高前后产品的价格增量),确保质量提升有后劲、可持续。二是应用价值工程方法,理论上讲在提高质量要求的功能下追求投入的成本最小,即(质量)价值系数(功能/成本)最大。但实际质量定位中,我们应追求质量价格增量和选择合理的价值系数。显然,在提高质量的同时,需要考虑投入的成本,还需要考虑市场需求、市场规范、市场监管与严格执法等,以及文化环境。
第三,需要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众所周知,质量可以是零部件、计算机软件或服务等产品的质量,也可以是某项活动的工作质量或某个过程的工作质量,还可以是企业的信誉、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如前所述,质量固有的特性大都是可测量的,并且通过产品、过程或质量管理体系设计开发与实现过程,形成诸如物质特性、感官特性、行为特性、时间特性、人体工效特性、功能特性等的属性,它们能够满足明确规定的、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要及其要求程度。在质量管理过程中,质量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工作质量与产品质量同等重要。鉴于产品质量的技术性考量较多,而工作质量的技术性考量较少,以及工作质量是实现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和环境保障,所以在质量管理体系中,工作质量管理往往是重点,进而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更加重要。
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
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企业主观能动性同时,还取决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同时,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决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必要的。从宏观、区域或产业经济层次上营造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制度、政策与文化等环境,企业才能应对全球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价值链及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机遇,踏实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从宏观层面上讲,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两轮一起转指导下,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及其顶层设计,兼顾短期和长远利益,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人才与科技、社会与经济、生态与环境、区域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制度与政策,确保一个高的宏观经济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发展的信心、实力与预期,提高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能力与平衡度,同时,要有利于区域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别地,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仅占GDP的0.1%,不及韩国、法国、美国的四分之一;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只有5.1%,远低于多数主要创新型国家15%~25%的水平。因此,在宏观层面上,需要调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研发投入结构,加大基础研发投入,从根本上解决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潜力与后劲不足的问题。
第二,从区域或产业层面上讲,基于高质量发展战略及其顶层设计,结合区域与产业(自然)资源、人才、技术与资本,以及生态环境优劣势分析,本着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并实施具体的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细则,实现开放的区域或产业优化与转型升级,把握“公平竞争与合作”下差异化协同发展相对动态平衡。特别地,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域或产业经济的融合,加大区域协同和关键产业投入,尤其制造业和农业技术研发,引导与发布技术发展趋势,组织联合重大研发与关键技术攻关,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机制、制度与政策,为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宏观、区域或产业角度,基于“开放与保护、竞争与合作”共赢机制,建立并实施相应的制度与政策,把握“开放与保护、竞争与合作”平衡,实现共赢。在这种共赢过程中,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有的制造业处于诸如“税负重、生产要素涨价、融资难”等现状,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把产业,尤其实体产业做强、做实、做精,提高竞争力,保持完整的实体产业体系、保全国计民生的实体产业资产。从中美贸易磋商中,我们还清醒地看到,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让的“核心、卡脖子、受制于人技术”的巨大差距。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既以创新为驱动,也是创新驱动的选择。
第四,加强市场监管,确保高质量溢价。基于高质量具有创新、高成本、高风险,以及合同契约的特点,为了保护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合法权益、利益与可持续创新,必须加强市场规范和监管,保证高质量溢价。为此,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与侵权行为,保证企业创新的利益;加强市场准入,基于高质量发展需求,提高标准、准入门槛与资质,拒绝不良企业进入市场;加强市场监管,利用大数据与网络技术,实施信息公开、“无死角”监管,让假冒伪劣或侵权产品无处可藏,依法打击行贿受贿等非法营销行为,如还需要打击不合资质、粗制滥造、非法营销的知识产权(专利)、质量与品牌评价第三方机构;还需要打击虚假合同、违约行为,驱逐“劣币”,还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币”市场,这样的市场自然会有高质量溢价,实现产品优质优价。如前所述,这个溢价就是提高质量带来的产品价格上升的增量,但是质量提高的同时还带来产品成本的上升,只有当价格上升的增量高于成本上升的增量(这种溢价,不妨称为正溢价),才有意义,才有利于持续提高质量。相反,则是负溢价。显然,溢价是否为正,基于企业主观能动性,在依靠技术与管理提高质量的同时,要尽可能减少成本的增加,我们认为,最终还取决于市场监管能否使高质量产品有一个高于成本增量的价格增量。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监管不到位,假冒伪劣、侵权等非法现象出现,就有可能出现价格增量低于成本增量,即负溢价出现。当然,正溢价是多少,还需由市场高质量产品供需关系决定,进而与企业对高质量市场需求与定位分析有关,如果发生偏差,即使市场监管到位,也可能因需求量低而出现负溢价。
第五,加强高质量发展政策分析。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三维度的动态发展体系。从经济学中,由企业到区域或产业,再到宏观经济的加总,需要引入价格把实物量转变为价值(货币)量。企业是真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服务),由于产品(服务)种类繁杂众多,不可能完全按实物量,只能引入价格计算出区域或产业、宏观经济的产品(服务)总价值量(对于具体的细分行业(产业),是可以按实物量加总的)。这就是价格的两面性:不变的实物量和变化的价值量,或前者的“实”和后者的“虚”。所谓“实”是指加总出来的,而“虚”是计算出来的。因此,我们应更加关注微观经济。一方面,企业的产品(服务)是高质量的载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同样就经济学来说,我们认为,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就很重要,有的学者把这种能力称为“经济学直觉”。我们认为,在微观经济中,“物有所值”就是指产品(服务)质量的经济性,因此这种微观经济学直觉,即相关产品(服务)质量及经济性的思考能力更加重要。在高质量发展中,还有众多高质量产品(服务)的溢价,使得把握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难度更大。还有,高质量发展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如诺奖得主萨金特(Sargent)曾说过,经济学是组织化的常识性学科。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需要权衡取舍诸如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个人与群体(企业或组织)能力、努力和偏好,以及激励、承若、博弈和预期等经验关系。同时,针对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加强高质量发展应对政策(包括宏观、区域或产业企业层面上,以及市场监管机制、制度与政策),以及金融风险防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生态文明建设、中美贸易摩擦等相关的大背景下政策分析,防止或消除政策负面效应叠加。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政策实施前进行分析。因为任何一项政策都有两面性,在达到预期目标的同时,又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一项政策实施前必须考虑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分析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及其影响大小。只有当一项政策既能达到预期目标,又能防止或消除或减弱负面作用,或至少负面作用的影响是可以被接受的时候,才能实施,否则不能实施,而需要重新设计。当然,对一项政策实施中和实施后的作用和效果也需要分析或评价,以期进行微调整与改进,确保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和可接受的负面影响,并为下一轮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经验。另一方面,对于多项政策,还需要考虑这些政策预期目标和负面作用及其交互影响。显然,防止或消除政策负面效应叠加的难度很大,为此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可以接受单项政策的负面作用及程度,但目的是防止或消除所有政策的负面效应的叠加,这一点必须做到。因此,需要在充分了解事实情况下,依据大数据和网络技术,利用诸如微观计量、博弈实验、系统仿真等先进的理论、模型与方法,进行政策及交互性分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性的技术支撑。
第六,营造支撑高质量的创新文化。无疑,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但从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我们看到,一些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因创新意识不强或创新人才匮乏或研发投入不足,导致创新能力不足,表现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新设备短缺,结果产品质量上不来,市场竞争力弱,市场占有率低,盈利水平低,反过来又影响研发投入、高端创新人才引进,而进入一种非良性循环。特别地,有的企业倒不缺研发投入,但因缺乏创新的机制、制度与政策,创新成果不足、后劲不大;有的企业甚至研发资金短缺,更谈不上创新。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与创新相关的机制、制度、政策,以及创新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为此,在营造良好的创新制度、政策与文化环境的同时,增强创新意识,加大力度对企业,尤其是创造真实社会财富的实体企业合规地减税,以增加研发,尤其基础研究资金投入(目前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只占0.2%,远低于多数主要创新型国家6%以上的水平)、吸引并用好与留住人才,从而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智库)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