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的转型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中小企业，我们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市场、融资、成本三大发展困境，亟须针对性纾解，提升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纾解市场、融资、成本三大困境

　　一是市场困境。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经济增速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区间过渡到7%左右的中速增长区间，经济下行导致国内需求增长放缓甚至下降。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竞争明显加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外需求显著萎缩，中国外贸出口受到较大冲击。中国外贸出口年增速从20%以上降至10%左右，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连续17个月外贸出口负增长。相对于大型企业，面对内外市场需求的下行变化，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2012年以来中小型企业PMI显著低于同期大型企业，而小型企业PMI始终处于荣枯线以下。

　　二是融资困境。2010年以来，中国金融周期扩张速度放缓，货币供应量增速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呈现趋势性下行态势。特别是2017年以来，在实体经济降低杠杆、稳健发展新路径的同时，金融体系也加强风险管控，逐层推进去杠杆。流动性大幅收紧，货币供应增速一直低于9%，社会融资存量增速也降至11%以下，二者均处于历史底部区间。

　　货币环境收紧加剧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从银行信贷的情况来看，由于相对规模较小、缺乏合格的抵押担保、财务制度相对不规范等原因，中小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信贷方面一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且传统信贷融资渠道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经济下行周期，特别是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货币环境收紧进一步提高了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融资难度。从人民币贷款余额的情况来看，2010年以来，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呈现不断下行的态势，同期的中型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下行更加明显，比整体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明显低2—3个百分点，特别是2015年三季度至2017年一季度，两者相差6—8个百分点。

　　从债券融资的情况来看，2018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债券发行量为4029亿元，较2016年和2017年同期少发4706亿元和602亿元。从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情况来看，2017年5月以来，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只数与市值开始呈现下行态势，至2018年9月减少了300多只，市值减少2300多亿元。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规模明显下降。

　　相对于国有企业，金融部门对民营企业融资更为趋紧，不断推高民营企业信用利差。从2010年以来，民营企业信用利差呈现上升态势，并且大多在200BP以上的高位波动。于是，民营企业倾向于通过减少投资来补充流动资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小民营企业投资的重要原因。2011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较快下行，城镇固定资产民间投资增速从30%以上降至6%以下，2016年仅3.2%。民间投资增速的快速下行导致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年民间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下降。

　　三是成本困境。虽然在供给侧改革下，政府部门密集推出降税减负政策，特别是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在全国全面推开，减税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中国企业的整体税负还是偏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超过80%，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企业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仅为34%、42%、50%和52%。2017年中国企业纳税规模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超过65%，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中国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对中小民营企业极为不利，民营企业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产业链上游的税负可以通过价格转嫁给中下游。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2010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0759元，到2017年上升到45761元，年平均涨幅11.9%。房价上涨推动厂房、写字楼租金上涨，社会保险费负担加重，不断推高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

　　在市场、融资及成本三大困境挤压下，民营经济的整体经营环境恶化，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缩影。2009年以来，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净资产收益率从2009年的13.1%和9.4%降至2016年的8.9%和6.1%。2017年至今，中小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低于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纾困举措要快、准、力度大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攻关期，针对性纾解民营经济发展难题，提升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纾困民营经济，各种举措要快、针对性要准、实施力度要大。

　　第一，纾困举措要快，避免相关风险的叠加。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中小企业市场、融资、成本难题往往被掩盖。在经济新常态下，三大困境日趋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2018年前三季度，发生债券违约的29家企业中有24家是民企，涉及金额674.06亿元。随着经济L型底部盘整、金融强监管持续进行，民营企业未来的偿债压力将持续加大，可能由此带来信用违约风险。由于2015年以来股权质押规模不断飙升，在A股市场下行中股权质押跌破平仓线市值的公司逐步增多，股票质押风险不断加大。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14日，市场质押股数6444.3亿股，占总股本10.03%，市场质押市值为45407.93亿元。大股东未平仓总市值13192.07亿元，大股东疑似触及平仓市值30001亿元。需要管理层迅速出台相关举措，纾解民营经济股票质押风险。中国证券业协会推动11家证券公司设立的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专项用于帮助有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纾解股权质押困难。银保监会也提出对面临平仓的民营企业，在不强行平仓的基础上，“一户一策”评估风险、制定方案，采取补充抵质押品等增信方式，稳妥化解其流动性风险。

　　第二，纾困政策针对性要准。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困境，相关举措要有针对性，政策要精准。对于民企的市场困境，要扩大民营企业内需市场，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要推动出口退税、贸易融资、便利化等措施落地，优化民营企业外贸发展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的市场空间。对于民企的融资困境，要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端发力，降低中小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支持优质民营企业发债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通过下调转贷利率、减免服务收费等方式，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引导新增信贷资金流向民营企业，全面纾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第三，纾困力度要大。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困境，不仅需要多种政策举措发挥合力，还需要加大实施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促进民营企业健康稳定发展。以减税降费为例，此举能够直接增加企业的内部盈余，对于缓解民营企业经营压力、提升民营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减税降费的力度要大，要在落实已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更大规模、实质性、普惠性减税政策，同时要减少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民营企业负担。

　　（作者单位：国信证券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