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名相张九龄说“治国之本在治吏”，吏治则国治。“吏治”的首要任务就是用什么人，“治吏”的实质是怎么用人。“用什么人”不仅关乎对人才的价值评判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状况下多方利益博弈妥协的结果；“怎么用人”则涉及选官制度的贯彻实施。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制度变迁，而且导致了这一制度的变异流弊。仔细梳理下来，从察举征辟到论资排辈，再到抽签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发人深省。

　　《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为政以德”，后世许多人据此认为儒家主张“人治”。今人言“人治”“法治”，犹如古人言夷夏之大防，似乎是水火不相容之两极。荀子曰：“不患无治法，而患无治人。”康有为云：苟无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亦文具空存而已。据此而言，人在历史上的主观能动性绝对不容忽视。

　　在司马光看来，治国理政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因此他主张：“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他的观点与唐太宗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脉相承。问题是“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司马光认为，如果仅仅用口碑和声誉作为评判人才的标准，那就很难杜绝个人的爱憎和好恶，必然导致贤才和庸才的混淆；如果完全用政绩来考量，又很难杜绝一些人的弄虚作假。所以他说，“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

　　那究竟该怎么办？

　　还是应该相信制度建设的力量。就宏观层面的制度设定而言，柳宗元在其名作《封建论》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秦“有叛人而无叛吏”，秦之亡，“非郡邑之制失也”；汉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反而更说明秦之废封建设郡县之高明；唐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说明郡县制的设立可谓万世法。但是唐之痼疾在于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其出发点本是为了加强对基层郡县政权的督察管理，结果却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充当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之崩溃，也可说是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欧阳修在修《新唐书》时就指出：“（唐之官制）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欧阳修指出了一个制度建设的规律：恰恰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制度造成了无以复加的破坏。历史何以至此？顾炎武的高论可以看作是对欧阳修上述观点的注解，他在《日知录》中说：“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前人立法其实就不是尽善尽美，留有隐患，后人因循守旧，不敢彻底扬弃，只能补丁上面摞补丁，甘作裱糊匠，最后的结果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觉得问心无愧。

　　宋代要汲取唐之教训，所以“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这样做貌似对症下药、防微杜渐，但实际实行下来，却出现了“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以使之矣”。（宋·叶适《水心别集》）在叶适看来，宋代的“外削中弱”盖由其国家制度设定而导致。至于他所说的“人才衰乏”问题，叶适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叶适的结论是：“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如此看来，制度愈严苛，反而愈束缚住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度变迁确如按下葫芦起了瓢，总是得一利而受一害，此消彼长。所以，相信制度但不能迷信制度。

　　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西晋名家杜预说得很透，他说：“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说到底，再好的制度都是要人去实施的。问题是人究竟如何去实施操作选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