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初

　　1933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50年1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党，先后在武汉青年团机关、中南局党校研究生班、武汉市委宣 传 部 学 习 工 作 。1978年，调入中央党校党建部，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95年离休。曾担任中央党校函授学院顾问、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受聘于中央有关部门及部分高校任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

　　采访者：叶老师，您好。您是著名的党章研究专家，请您先简要谈谈您在党章学以及教学科研方面的主要贡献。

　　叶笃初：您过誉了。回顾教学科研方面的经历，我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第一，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专门史研究领域。1991年，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一书，首次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整理，并从规律性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阐述了党章的若干传统。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传统；从领导人到普通党员对党章共同负责的传统；自觉遵守党章和发扬创造精神相结合的传统；党员和党的组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坚持党章原则的严肃性与具体工作的灵活性相结合的传统。2003年，我又出版了一部研究党章的著作《新党章新思考》，对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的孕育、生成、贡献及效力进行了全面跟踪式研究，把党章发生及效力评价联系起来，使党章史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嗣后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党章》《党章亮点与热议——从十二大到十八大》等书出版。

　　第二，创立了全国党校系统的党章课程及党章教育系列讲座。我首次提出把党章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撰写党章学术著作及普及性读物10余部。在《党章论》中，我谈到，对党章这个特定对象，从政治、组织、文化各个角度加以考察，并将此现象与党的生活其他方面，以至国家政治生活、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进行纵横贯通研究。为此，必须用相当多的精力收集党章文献，以便有较坚实的材料作基础，逐步构筑这个学科。我主要从理论、历史、制度和比较等四个板块研究党章，后又增加了党章效力和党章与社会生活及其他条件的关系两个课题。这部教材已成为奠基性著作，我也成为我国党章研究的学术带头者。

　　第三，倡导开展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建党思想研究。在众多同仁及学生的支持下，在充分占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我对毛泽东、李大钊、蔡和森等10多位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及其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就进行认真研究，作出了比较充分的历史论证和科学评价，主持编撰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建党思想》一书。这是迄今国内学术界研究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建党思想的一部有较大影响的学术专著。在该书前言中，我写道，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建党思想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后人离不开前人的思想成果，要尽可能阐明这些人物之间既具个人特色又彼此交融、互为补充的思想联系，把他们放在各自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认识。

　　第四，首创对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比较研究。早在1986年，我率先引进国外共产党、工人党党章的研究成果，主持编译THE PARTY STATUTES OF THE COMMUNIST WORLD，于1988年由求实出版社出版，中文译名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章研究》。该书涉及16个执政党的共产党党章及10余位专家的述评，并在书后附有人名、术语英汉对照表，以便在学科建设中逐步建立统一用语规范。在为这个领域研究所撰写的说明中，我提出，要以广阔的视野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体制——执政的共产党党章被公认为政治体制的基本成分之一、政治规范的一部分——尤其研究各国政党党章及其体现的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努力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党的建设服务。为积极推动党的制度建设学术研究，我主持了多项科研项目，召开理论讨论会和编写工具书，就制度建设研究的对象、方法、基本范畴和结构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科研活动，取得一定成果，由此，也带动了许多相关专题研究。我十分注意密切联系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实际来调整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重点和方向。1998年，我以党员行为规范专题为引子，先后出版多种读物，其中《党员行为规范问答》《党员行为规范手册》初次就行为规范与党性、国家法律、行政纪律、道德准则的关系作出了说明，并从科学上对行为规范进行分类：党章根本法类、政治生活类、组织生活类、廉政节约类、权利保障类、惩戒规范类等。《党员行为规范问答》自1998年以来已12次印刷，嗣后多次修订再版。2017年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以党章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简明词典》，此为党章、党内法规史上的第一次。这在党内生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我还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党的建设基本知识进行普及和通俗化、实践化的工作。我平时酷爱读书，研究涉猎比较宽广，注意多种知识的渗透，往往从一个较新的视点上观察、论述问题。我常以随笔、漫谈、对话等多种题材与样式撰写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短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见诸报刊者近400篇，成书多册。其中如《党的建设纵横谈》，被人们称为“党的建设大众版”，受到广大党员欢迎；《学习党章对话录》则平和亲近，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为许多读者称道。

　　采访者：叶老师，您为什么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党章的研究？

　　叶笃初：中国共产党素有善治敬法的传统。制定党的章程自最初起，即以饱吮中国优秀文化精粹和党的自身实践经验，博观而约取。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首部党章，迄今已逾90年。此后，党章发展历史最具经典意义的：一是1945年七大党章；二是1956年八大党章。前者，首次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并对党章文本结构作出改变，第一次增加了总纲部分，作为章程总则和前提，把党纲与党章合为一体，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后者，则因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后，以党履行执政使命为立足点，正式宣布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任务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大业蓬勃兴起。由于党与国家的状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党、对党员的要求更高了。邓小平在其所作党章的说明中明确宣告：党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这一郑重宣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亦属空前之举，自然举世瞩目。

　　在“文革”之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并制定了新党章，依惯例称为十二大党章。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宣布大会将要确立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通过新党章。十二大党章继承和发展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对党的性质、长远目标和当前任务等都有了完整的概括，对党的建设任务和党的领导原则也有了正确的规定，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发展历史新纪元。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本身就显示了自己的使命和目标，这从党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明确无误了，包括共产主义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在中国尤其要经过民主革命，乃至必须有一定过渡阶段即过渡形式等，都是明确无误的。我们从早期和中期的党章文本中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党章本来是共产党人觉醒、觉悟和自信的展现与标志。随着党的发展，整体信心增强、信念愈加坚定。“文革”之后，先是有了更大觉醒，逐渐又形成新的理念，取得了宝贵经验。20世纪末期，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又一大成果，在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现在学习遵守党章，强化党章意识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这种氛围和影响扩大、深入，再扩大、再深入。

　　党章这种“潜移默化”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在一代人中产生的影响，还会成为一种社会记忆，向下一代、下几代人传递下去。正如红军精神、老八路的红色文化向后来一代代人传递一样，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将以党章的“书证”形式向当代乃至后代、再后代传递。譬如，在若干年后，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或中华民族共和国成立百年时，人们就可以说，当年十八大党章就是道路自信的明证，也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明证。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坚定不移地把学习、研究和宣传党章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作为最珍贵的学术生命历程。

　　历史使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总结历史经验，关于倡导解放思想，关于涉及组织、领导制度改革等，先后提上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其中，邓小平提出“制度为党的建设之长期、稳定之本”，强调制度更靠得住些，使我和一起共事的许多人顿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我所在单位、部门有许多机会参与历史经验的讨论和有关制度举措的设计，例如，后来称为“临时约法”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等。以后，在有关十二大党章前期准备中，我涉猎了许多档案史料及外国政党信息，又有十三大报告提出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等，这就使我同党章和党内法规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党章基本法到具体法，从党章史到比较研究、实效研究等。

　　我把党章、党内法规研究视为终身之业，应该是世纪交替的重要时刻了。1992年初，为党的十四大准备，全身心地投入于党章起草工作过程，由此我获得的感受是，党章是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从中央到基层、从领导同志到普通党员整体意志及愿望的集中表现。我国古代有“集众思，广忠益”之说。一部相对成熟和比较充实的党章，离不开正确指导和经验积累。2002年初，我参加了带有总体及“部门特点”的、为十六大准备的有关党章前期工作，愈发感到党章关系大局、全局，有许多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需有很强的大局意识、全局意识，要权衡轻重、得失，采取格外慎重态度。为党立言，重于泰山，这是当时我和许多曾经共事同志的共同感受。就我个人而言，这时已有了较多的材料积累、经验积累及认识积累，先后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党章论》《党章研究文存》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章研究》（译编）等书籍，所以注意力也趋向于大视野的党章及其衍生具体法规的生成、效力、维护、保障以及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契约的整体互动研究。

　　加强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之大计。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和前几代人都已先后离世而去，但他们留下了殊为珍贵的思想财富、经验财富及制度财富，通过党章和相联系的具体法规，以及作为传统惯例形式，已然得以永世传承，这是他们这一代和后代人都感到很幸运的。党的创始者之一董必武，曾为党的一大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后来，在1975年3月，董老又写出一诗，内有“新规渐磨”句及“伐柯不远”的寓意，这很适用于现在所处的时代环境。

　　采访者：叶老师，您对党章研究的热爱和贡献令人敬佩。现在党校青年学者正在成长之中，您认为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把党校前辈的接力棒接续下去？

　　叶笃初：现在党校的青年人很多，我对他们寄予了厚望。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人生体会，我提三点希望。

　　一是修德先于修业。《易经》载有“君子进德修业”之说。唐代孔颖达注：“德谓德行，业谓功业。”所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德的含义，是指操守、品行。而“业”是包括学业、事业在内的一切功业。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还引申为一种理想信念，如，经常用以鼓励党和国家、人民同心同德。

　　修德先于修业，就是希望能有一个较高思想境界。广义上的修业包括增长知识，提高能力甚至还有许多专业技术能力，等等。修德先于修业，就是要把修德放在优先地位、首要的地位。要处理好主和从、本和末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上，这样处理问题比比皆是。例如，艺人讲究德艺双馨，医界中一贯提倡良好医德。

　　一定要把修德放在第一位，时时事事处处都要培养良好品德情操，要充分认识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要努力从政治品质、道德涵养等方面不断完善、提高自己。即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否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否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是否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以此作为评价德的基本标准。

　　二是感悟高于感知。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反映，有直觉的、简单的、一时的，也有深刻的、复杂的、长久的。前者大致可以称为感知，后者是指感悟。感悟比起感知更深刻些、更牢固些、更具理性特点，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已经超越简单心理状态而形成了较为复杂心理过程。例如读书、看报乃至欣赏文艺影视作品。每个人容易做到一般层次上的有所感知，而经过了思索、咀嚼、回味，就会进入到较高层次的感悟。常说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不甚了了，都反映了感知、认知程度的不同，而感悟是达到较高或很高的境界。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所以，我们提出感悟高于感知，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同志对于自己和身边的形形色色，要努力从感知飞跃到感悟，乃至获得对于人生、社会、自然的真谛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对党校和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以及相关环境、条件、事务都要有深刻的而不是浅表的认识，要有清醒的而不是迷茫的理解。一句话，感知不能解决规律性的认识问题，感悟才能使我们可能解决至少是接近于解决规律性的认识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来说，一旦我们获得了规律性认识，也就迈向了客观真理的大门。

　　三是成长重于成功。在成长与成功的比较中，我更注重的是成长。成长，亦即长大，是说人向成熟（或是完全成熟）的阶段发展。如果成长是个过程的话，那么成功亦是一种结果。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成功又分大小、有阶段性的或局部性的区别，所谓大获成功或大功告成，这就是比较全面性与彻底性地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就每一个年轻人而言，他们当然想很快作出成绩，或取得一定成绩，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我们要说不必急功近利，不要设想或奢望一下子就能做出惊人的丰功伟业来。

　　之所以提出成长重于成功，意在引导保持健康心理，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更大目标前进。世界上讲成功的人很多，有人说，成功＝天资＋勤奋＋机遇；还有人说，成功＝知识＋自信＋梦想＋努力。这给青年朋友若干启示，但无一例外都指出要有不可缺少的勤奋或者努力。从长远讲，成长是最重要的成功之道。何谓成功，即获得预期的结果。用英文讲是make it，把想做的事情做成。在我看来具有长久的决定性条件是什么，是作为主体的我们健康成长，希望年轻的同志懂得成长重于成功的道理就在这里。

　　（采访整理：李德福 陈天林胥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