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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差异,南方为何多方言
2018-04-13 09:04:00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唐晓峰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从地理方面观察,语言的语音、词汇都反映环境的特点,具有生态性、区域性、传播性三大地理特性。

  语言内容是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成的,有原生态的词汇,也有文化交流传播的词汇。在语言中,区域文化含量很大,语音与词汇反映区域文化特点,某人一张口,我们就知道他的地域背景,他的故乡(母文化区)在哪里,是老派人还是新潮人,文化水平如何,等等。有一个北京人,节日时上了天安门,兴奋地说:“我上城楼子了!”这是老北京人的说法,不是老北京,不会把天安门叫“城楼子”。

  中国汉语方言的分布大概有7大方言区:官话(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如果稍微细化一点儿,每一个大区还可以分亚区,数量远远多于7个。

  在汉语方言分布地图中,官话(北方)方言占了绝大部分面积,从黑龙江一直到云南都是它的天下,使用人口差不多占汉族人口的四分之三。这样的分布形势,是历史造成的,人口的迁徙、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是其重要的背景。

  其他6大汉语方言多数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这种分布有自然地理基础,东南多山,人的流动性本来就小,再加上一些人文历史原因,造成那里比较细密的方言分布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扩展属于一种文化传播现象。而移民是文化传播最痛快的形式,是地域间文化传播效率最高的形式,它不需要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特别是,有的移民是集团式的移民,其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文化的完整性就更高。

  中国汉语方言地理的分布就受到大移民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华夏方言(本来在黄河流域)向南传播的,有三次大移民,即公元4世纪的“永嘉之乱”、8世纪的“安史之乱”、12世纪的“靖康之难”。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是“乱”就是“难”,原因都是社会大动荡。移民使语言的分布向远方扩展,在南方很远的地方也出现了北方方言。

  历史上移民的具体过程是复杂的,移民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有的移民的落脚地,集中在一块不大的地理区域内,这会造成外来方言的“孤岛”。比如杭州一带,本来是吴语的世界,靖康之难时,开封的皇帝率领王公大臣一窝蜂涌进杭州城,改变了杭州城里的口音。我们现在去杭州,会感到城里的人讲话与周围远郊区人的口音有些不同。城里语言有更多的北方因素,这是当年移民文化的遗产。

  广东、福建、江西接界地带的客家人,原来也不是当地人,是“客人”,也是北方人以集团的形式移民到了这里。他们长期驻扎,自成群体,不和当地人混合,渐渐形成那个地方独立的文化群体,他们的讲话与周围人不一样,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的某些房屋形式,与当初北方战乱时代出现的坞壁有些关系,像封闭的城堡。

  在方言地理中,还有一种稍微复杂的现象,即权威土语。在一个语言复杂的环境中,一般是以文化先进的城市为依托,流行一种权威土语,人们都认为讲这个口音最体面。

  学者考察过上海地区的权威土语的变化。明朝的时候,上海只是一个小城镇,其行政中心在嘉兴,嘉兴话在上海是最时髦的、最体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归苏州管,于是苏州话变成最体面的。到了现代,上海自成中心,自然地,地道的上海话就成了最时髦、最权威的土语。权威土语随着行政中心的转移而被重新选择,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口音竞争靠背后的实力,这完全是人文关系。

  方言分布好像已成定局,那么哪一种声音最体面、最时髦?小品里面东北话时髦,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流行。现在有一种口音又时髦又体面,说不清它是台湾口音、香港口音,还是普通话。明星在媒体露面,大多讲这种口音。不管这些明星是哪儿的人,都能拿捏出那种味道来。社会上许多年轻人,也很善于模仿这种声音。在中国,这种口音与现代化同步而来。

  在方言、口音问题上,人不是全然被动的,也会选择。所谓文化认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归属,一个是选择。归属,是水土带给你的,逃不掉。但你是大活人,你可以选择。怎样选择?当然是按照价值观来选择。在主动选择的时候,有时候要告别你的归属,要掩饰你的归属。在方言口音方面,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在心中肯定有个自我评估,评估家乡口音的地位。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掩饰自己的口音,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展现自己的口音,这里面有语言文化价值观。

  现在,有一种超越区域文化的东西,叫流行文化,内涵非常宽泛,侵入大部分的空间,占领了大部分景观。流行文化与语音也有对应。在流行文化里面出现了一种口音,很时髦,比如前面说过的明星口音。这类口音是媒体口音,已经没有地方区域的定位。现代化造成很多区域性、地方性的丧失,包括口音。

  一般说来,方言的培育需要有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但有些方言的形成是融合而成。可以说有两条路径。据学者研究,在中国的中古时代,契丹人进入北京地区,一方面,契丹人学习汉语,但另一方面,又导致汉语口语里融入契丹发音。后来的清朝,满族人进入北京,也有这个特点。北京话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从地理上看,有方言接触带、接触区,在那里,不同方言的竞争,产生权威土语现象。

  因为中国的方言差异太大,因此中国有方言字典,比如《潮汕字典》,有不同方言的发音对照。

  中国需要语音规范,即国家标准的官方口音。据说民国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孙中山不同意,最后决定用北方的官话作为政府的官方语言。

  最后提示一点,方言文化是纯粹的非物质文化,它甚至不可能有物质符号。像饮食、服饰、房屋都可以有物质符号,放一碗豆汁儿,代表北京饮食文化;扎一个白羊肚头巾,是陕北服饰文化;做一个帐篷的模型,是草原文化;画一个脸谱,代表中国戏曲文化。但是,能给方言一个物质形状吗?能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上海话,再另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广东话吗?做不出来。有很多精神文化,无法给它们物质外形,这类文化必须依托在活人身上。

  (本文摘自唐晓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信出版集团)

(转载需注明来源:江苏智库网)
  编辑:蔡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