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来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各种挑战。社会上或学术界将这些挑战称之为诸多以“陷阱”为名的概念，比如“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些“陷阱”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避免这些“陷阱”？最近一本名叫《跨越七大“陷阱”》的图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2007年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一文中，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受到低收入国家低工资竞争者在制造业和高收入国家创新在快速技术变革行业的双重挤压”，“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后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被用来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的困境：一些前期增长迅速的低收入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会陷入长期的停滞或回落，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后仍不能进一步发展为高收入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以及中东多国便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

　　二、“梅佐乔诺陷阱”

　　梅佐乔诺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岛。意大利在向现代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南部传统以农业经济为主，与北方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后来变成典型的二元经济。德国统一后，德国东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加大对东部地区转移投资和财政补贴，使得东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但由于政府投资补贴并未诱导出吸纳就业的产业，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未提高，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长期得不到缩小——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非常罕见，因此有经济学家总结称欧洲有“两个梅佐乔诺”。我国学者蔡昉把这种现象叫作“梅佐乔诺陷阱”。

　　“梅佐乔诺陷阱”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它为落后地区提供了赶超所需的物质资源，却没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和体制保障；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却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发展激励机制；来自外部输入的物质资源短期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由于这种增长没有遵循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因而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去工业化陷阱”

　　“去工业化”一词最初出现，旨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盟国作为战胜国对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的工业生产进行限制和改造，以削弱其经济基础的制裁方式。在理论研究中，“去工业化”被界定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内部工业部门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与工业部门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双双持续下降的现象。去工业化过程是工业时代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面对的经济现象，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去工业化现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发生去工业化现象。

　　四、“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这一理论一直受到各种批评，因为以比较优势理论做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因此有人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可能会使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其以自然条件形成的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这些国家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也能获得利益，但因其贸易结构的缺陷，这些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五、“塔西佗陷阱”

　　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耐力乌斯·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指出：政府一旦丧失公信力，将会产生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继而跌入“塔西佗陷阱”：无论政府说的话是真是假，做的事情是好是坏，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都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批评。

　　“塔西佗陷阱”从本质上讲是政府公信力丧失导致的政治信任缺失，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在互动交往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显示了国家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与合作关系。

　　六、“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在1980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演讲的《悲伤与希望：对现代战争的一些思考》中首先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雅典、斯巴达是两大对手……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怎么才能摆脱这个令世界窒息的修昔底德陷阱呢？”“自1500年以来，大国崛起挑战统治霸主的15起案例中，11起爆发了战争。想想统一后的德国吧，它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和英国的回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七、“金德尔伯格陷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世界经济萧条》一书对1929年大萧条的解释中认为大危机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责任，“这次萧条波及面这么宽、程度这么深、持续时间这么长，是由于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在三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况”。因此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定者”。它的责任在于为剩余的产品提供一个市场，在金融危机银行倒闭的紧要关头，作为重新启动金融的最终借贷者而发挥作用。西方学者约瑟夫·奈暗示，美国政府应避免由于承担太多责任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跨越七大“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