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五世纪至十九世纪主要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纵观日本思想史，在儒学、佛教等中国思想经由朝鲜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尚未形成抽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但已经有了一些本土的文化思想，形成了吸收接纳外来思想文化的基础。那么，中国儒学思想是如何在与日本的本土思想文化的碰撞缠绕中融合发展的呢？这是日本思想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副教授孙传玲的新著《神儒习合：近世日本儒者“自我”的确立》（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不失为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解读近世日本思想史的力作。该书以“习合”作为理解日本思想的“关键词”， 认为“习合”是日本思想文化史的一大特征，整个日本思想史也可以理解成外来思想与不断变化的“古层习合”的历史。“习合”一词源自日语词汇“習合”，指本土思想与外来思想折中，再融合成一个思想系统的现象。国内虽已有“神佛习合”的用法及解释，但学界尚未有人明确地将“习合”作为术语词汇提出，而是多用“融合”“合一”“兼摄”等词说明日本思想史上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的融合再生现象。该书认为，目前学界所用“融合”“合一”等词并不足以体现这一词所囊括的思想史意义，故书中援用“习合”一词，以揭示日本思想史脉络中中国儒学思想在日本融合发展的过程。

日本思想史上，如果说“神佛习合”是日本中世思想的主要特征，那么日本近世思想的一条主线便是中国儒学与日本固有思想文化的“习合”。该书通过对日本近世重要儒学思想家林罗山、山崎暗斋、贝原益轩、山鹿素行的重新解读，从新视角揭示出日本思想史的另一个侧面。

以近世日本的“习合”思想来看，无论是作为朱子学说拥护者的林罗山、山崎暗斋，还是对朱子学说观点存疑的贝原益轩，抑或是批判朱子学说并提倡回归孔子“圣学”的山鹿素行，他们都立足于跨越时空的“江户日本”这一社会现实来强调神、儒之间的“合一”，他们的思维都是习合式的。不同的是，林罗山倾向于淡化日本固有宗教思想的色彩以求符合儒道原则，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山崎暗斋是加强儒学的宗教色彩以符合日本固有宗教思想，强调两者之间的“妙契”；贝原益轩主张两者的“并行不相悖”；而山鹿素行则一边用儒学理论附会解释日本神话，一边强调日本固有思想文化的独特性及日本的优越性。他们最终都走向了以儒学为理论依据解释论证日本的“习合”之路。这既是儒学的“日本化”，也可看作是日本思想的“儒学化”。

作者还指出，“习合”的过程，也是日本人认识“自我”与“他者”，并建立自我主体意识的过程。而当这种自我主体意识逐渐明确后，他们又开始反对“习合”。如本居宣长对荻生徂徕“古辞义学”的全面批判及否定，就是在反对徂徕同中华思想的“习合”。很明显，这是因为“习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碰撞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儒学家与日本人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常常陷入一种“文化他者”与“政治自我”的矛盾之中。因此为解决这一矛盾，日本儒者只得在“习合”中慢慢寻找“自我”，进而实现自我的“文化”与“政治”统一。

总之，中国儒学在日本整个思想文化形成与变迁过程中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要更深入认识日本，就不能忽视儒学在日本的传入、发展及其与日本本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孙博士该书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学界相关研究的成果，也为国内学界的日本儒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

（作者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