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特别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刻而鲜明地勾勒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所秉承所彰显的理论品格。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植根于中国

哲学智慧的话语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是极其具有文化底蕴的字眼，其本身就极其富有哲学智慧的特质。

“体”与“用”，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一对话语范畴。体用表述或观念很早就出现在先秦典籍里。比如，《周易·系辞》讲“神无方而易无体”；《论语》讲“礼之本”“礼之用”；《荀子·富国》讲“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魏晋时期，“体”“用”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宋元明清时期，“体”“用”已经成为不同流派哲学家、思想家普遍使用的范畴，宋明理学更是把体用的哲学探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思想界在体用方面陆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不少仁人志士的文化追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旗帜和口号。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马魂、中体、西用”还一度成为知识界在文化建设上的共识。由此看来，体用之观念蛰伏在中国文化土壤中，不断呈现出多维的涵义：“体”指实体、主体、形体等，“用”指作用、功能、属性等；“体”指本质、本原等，“用”指现象、表象等；“体”指根本原则、内在目的等，“用”指具体方法、外在手段等。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正是对体用关系的积极认知和主张。在“体”和“用”的关系中，“体”是基础、是根本，“用”是作用、效用，是依赖于“体”的。学术界一般认为，北宋思想家胡瑗最早运用“明体达用”，但他本人并未有此提法，而是后人对其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的概括。元代张光祖《言行龟鉴》说：“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钱穆认为：“汉学派的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派的精神在‘明体达用’。”“明体达用”就其精神实质，反映的是体用的一致性、统一性、贯通性。

话语的背后是道。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体用”范畴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集中体现着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主要是指理论与实践、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关系，强调的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着实践。

诠释“体”“用”：新时代党领导文

化建设的实践启示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创立并不断发展的，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逻辑的生动诠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站在思想演进最高处、实践奔涌最前沿，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我国文化事业日益繁荣兴盛。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举策、作为与成果，都是有体有用、体用一源的文化产物，都是作为本源的“体”与作为实践的“用”相结合的结果。

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正本清源、守正创新，这是体与用的创新实践。新时代以来，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之密集、作出的决策部署之全面，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之丰富系统、深刻厚重，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就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传承发展等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方案，在各地考察各类文化传承发展项目并提出一系列要求，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全球文化、文明发展和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中国方案。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九个坚持”高度概括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今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鲜明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等重大创新观点，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七个着力”要求。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既让理论引领实践又让实践升华理论，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双向赋能的大逻辑和大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标注了体与用相统一的思想含量和实践容量。比如，“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在努力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比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我们不仅做到文化自觉自信，更要做到文化自立自强，以文明的自我更新、自我塑造来推动世界文明秩序、政治秩序的重建，再创中华文明的新辉煌。可以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文化建设需要担负“双重责任”，一方面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打破西方式现代化的迷思，探索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价值建构途径，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要求体用相连、体用相匹、体用贯通，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发挥出新时代新文化经世致用的功能性。

“体用辩证法”：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定力与活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体与用、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我们要善于承继并充分运用“体用辩证法”，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进一步担当使命，进一步奋发创新，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是体用辩证法运用的定力所在。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提出来的，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化清醒与文化自觉。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以学术讲政治、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是维护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是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的政治保证。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是体用辩证法运用的活力之源。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始终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坚定对革命文化的自信、坚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特别是在“第二个结合”上不断开拓新进、固本培元，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秉持开放包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接续创造新时代新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文化思想资源，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果更具说服力、感召力。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同时主动创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