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的重要命题。“发挥先发优势”作为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首次提出，表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正从利用后发优势的阶段，进入到了先后发优势兼顾、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作为现代化的追赶者，过去在经济发展中一直采取的是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这一战略的特征是通过引进、学习、模仿和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避开自行探索和自行研发过程中的高昂成本，利用别人的经验绕开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弯路，加快追赶先进经济体的进度，节省赶超的时间。

　　由于追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迅速缩小与先进经济体的差距，因此在该战略下，经济发展方式的显著特征是：第一，通过包括引进、技术许可、模仿和“反求工程”等方法，尽快掌握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第二，通过优化本国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大力吸收发达国家的FDI，由此带来了技术上、管理上的溢出效应；第三，利用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进入跨国企业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第四，通过GDP数量化分解追赶目标，并把其作为政绩考核的依据。这是容易造成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发展方式的主因。这些发挥后发优势是“中国奇迹”取得的基础和基本保证。现在看来，进入“十三五”时期后，支持我国继续实施“后发优势”战略的发展环境和因素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从外部发展环境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强大，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的考虑，不可能不在技术引进、知识产权和产业转移等方面防备中国。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具有反自由贸易的逆全球化新倾向，运用某些国内规则替代WTO原则，提高中国的发展成本，从而试图达到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目的。未来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心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如自由贸易转向强调知识产权、环境标准、劳动标准、竞争中立等内容的公平贸易。这意味着我们过去走的低成本学习模仿道路已经行不通。认识、适应和把握这些国际竞争规则，是认识、适应和把握新常态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制度性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它要求我们利用自己的内需支撑创新和升级活动，建立由我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从国内发展环境来看，面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沿海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也客观上要求我们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走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道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出口导向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型红利也释放完毕，由此出现了发展动力的严重不足，以及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长期采取“后发优势”战略后必然出现的深层次问题。例如，为了发挥后发优势，在市场体系功能不完善的前提下，必然要形成强势政府的管理体制去替代市场功能，必然要用扭曲要素价格的方式去招商引资和实施出口导向，必然难以避免粗放发展方式。因此发展的速度虽然很高，但发展的代价较大，人民得到的实惠较小。

　　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发展战略再次站到了历史性选择的关口。为了抓住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我们今后在技术战略上，要强调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动态引进技术进行模仿和追随；在产业发展上，需要彰显“中国设计”、“中国创造”，而不是简单的“中国制造”；在要素投入选择上，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资本、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不是仅仅依靠资本投入；在比较优势上，我们要更多地利用品牌和营销网络去竞争，而不是仅仅依靠低成本的价格竞争，等等。因此，未来在建设创新驱动国家的战略指引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将会发生更替，发展路径将会被切换，发展的速度将会从高速回归常规，产业结构将从低端逐步迈向中高端。

　　现在，有一种担心是认为中国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这种担心是基于对发展动力源切换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的一种理性表达形式。实践证明，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转入新的发展轨道，要依赖于改革创新的重大突破。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涉及经济主体各方面的重大利益关系和分配格局的调整。如对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对分配失衡关系的纠偏，等等，如果没有真正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根本无法实现发展动力源泉转换。另一方面，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在于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占据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才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消化要素价格飙升的压力。

　　国际经验认为，拉美过去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就是与拉美国家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因种种条件制约没有及时采取先发战略、而是继续延续具有后发展战略特征的经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如继续鼓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对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企业因创新不足而难以摆脱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的控制，长期被锁定在低端因而处于“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由此看来，创新驱动是越过“拉美陷阱”的关键。在这方面，正面的例子如韩国，它在越过“拉美陷阱”时，其人均专利数量是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巴西在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时，其人均专利数量则是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0.2倍。这说明，运用学习模仿发展模式进行追赶时，追赶者容易步入先行者精心设计的“模仿陷阱”，而在先发优势战略下，由于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会打破技术垄断，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因此赶超者会逐步进入价值链的高端，从而避免出现陷入拉美陷阱。

　　这一切都标志着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的沿海发达地区，要比内陆地区更早地实现战略转型，即从整体上要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而率先选择走“先发优势”的战略道路。这一转型的策略，一是要先发制人，集中资源重点投入，造成局部绝对强势。这种战略要求在某些重要的优势领域，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产业发展的新跳跃。二是要运用新的非均衡方法，由过去的农业支持工业化发展，改为工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种种非均衡策略也存在选择性风险，如技术路径选择错误，资金缺口，组织方式无力等。来自过去工业化的发展积累，应该为转向创新驱动战略承担必要的社会成本。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行省份肩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国际规则制定和争夺经济话语权的历史重任，因此把创新驱动战略作为“十三五”规划时期的核心战略，是符合国家对这些地区的定位的。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改变了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经济服务化和金融化的一些基本立场，它们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并希望通过“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下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另外，目前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已经结束，只有新技术革命才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深层动力。因此在金融危机后时代，全球竞争的平台将重新塑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和体现，也是决定一国经济话语权的力量所在，是改变世界经济增长的轨迹和旧有的格局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创新经济，从产业角度看，其实就是要我国发达地区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转向选择“先发优势”战略后，我国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功能和地位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角色上，会由追赶者变为赶超者，甚至变为领跑者；在功能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和跟踪者变成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市场地位上，将由追随者、弱势者，变成市场的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代工者变成价值链的全球性“链主”。

　　与充当模仿和学习的追赶者不同的是，发挥先发优势、实现引领性发展，目标是为了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发展范式，突破技术垄断者的壁垒，进入技术发展轨道的前沿，使自己的技术标准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导标准。为此，引领性发展模式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新技术的源头。显然，它必须经历时间更长、花费更多、风险更大、更艰苦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过程。这种发展模式将使自己不再受制于技术先行者的路径依赖和主宰，不仅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且能给自身带来更大的附加价值。为此，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议，要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

　　因此不难看到，发挥先发优势、实现引领性发展，会与发达国家原有技术垄断者之间发生激烈的研发投入竞赛、技术标准竞争和后续的产业市场竞争。这种技术创新的竞争历程，中国企业从来没有正式地、大规模地经历过。由于过去在“后发优势”战略下，引进的技术往往都是在成熟阶段，因此由模仿型追赶者转变为引领发展的领跑者，就要求中国企业改变技术依赖策略，通过大量、密集的研发投入，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并且主导化。只有如此，才能在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环节上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作者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教授 刘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