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教授认为，生物安全作为在生物安全风险日趋增加背景下的极端重要法益，应受到刑法的有力、有效保障。生物安全法益涉及人民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社会动荡与经济倒退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家安全、人类安全与个体安全”三层结构。生物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刑法如何介入生物安全风险，不仅需要正确处理科研自由、经济发展与生物安全保护的矛盾，而且需要正确对待生物技术的双重使用困境。立足于免于恐惧的自由，生物刑法具有预防性刑法属性，从刑法是保护生物安全法益的最佳化命令与框架秩序出发，现代生物刑法当确立刑法保护“早期化、严密化、专门化”的规范取向，采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刑体系，并且根据生物安全风险的评判标准及其不同等级划分，选择不同的犯罪模式与罪刑结构，以有效预防与控制生物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