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绿色低碳转型已跃升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我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从传统工业化逻辑向碳中和思维的转变。

从增长优先到文明共生

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核心在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绿色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框架与治理流程，从将之视为约束转向将其纳入核心目标体系。一方面，整合碳强度、能耗强度、生态约束、公共健康效益等指标，构建绿色发展质量指标，并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干部考核体系，依托跨部门数据平台与第三方机制，形成“可信数据—可问责绩效”的管理闭环。另一方面，结合边际减排成本曲线与区域产业升级路线图，统筹调配金融与财税资源，在绿色金融政策工具设计中明确优先投向能带动全产业链增绿降碳的领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度结合。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前提条件。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重组生产要素，而绿色正是其配置取向。当碳价格信号、碳约束要求与碳相关信息披露纳入企业财务决策与投融资评估时，“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利润增长”可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生产力发展实现同步。在实践层面，信贷领域需将行业碳基准与企业碳资信挂钩，建立“碳信用—贷款利率/贷款额度—贷款期限”的动态联动机制；资本市场需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从合规性要求升级为可比性标准，对企业碳排放、碳交易进行核算，使投融资决策能够充分反映出公司的可持续治理水平；实体产业要以实现碳中和与深度转型来倒逼生产流程优化与技术革命性突破，并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与道德风险。

“双碳”目标与相关环境规制是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政策体系，其效果评估需从“政策是否出台”转向“政策是否有效”。未来可将“政策效果三问”机制嵌入评估与纠偏流程。一是项目内部收益率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否改善，即现金流与边际成本是否得到优化；二是单位减排的技术学习率与推广速度是否提升，即技术创新与组织管理能力是否有所进步；三是市场价格波动幅度与做市商参与深度是否优化，即价格信号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是否增强。同时，需与之配套地构建统一、可信、可审计的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以法治保障提升市场公信力与预期稳定性。

绿色转型实践的“双轮驱动”

“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了我国碳市场建设从地区试点到全国落地。截至2025年7月底，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6.81亿吨，累计成交额467.84亿元。2023年，全国火电行业碳排放强度较2018年下降2.38%，全社会电力碳排放强度下降8.78%，这一成果也验证了以电力企业为主要构成的全国碳市场的减排成效。在制度层面，我国已明确到2027年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到2030年建成以配额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与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市场。此次“以总量控制为主、强度控制为辅”的制度升级，将推动价格预期转化为企业真实的资本开支规划。

“双碳”目标的提出，同样推动了我国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落地。2022年全国首批23个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公布。截至2024年底，气候投融资试点项目库入库和储备项目5400多个，涉及总投资超过3万亿元，累计授信总额超过5000亿元。目前，各试点地区正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形成差异化的气候投融资发展路径和模式，不断完善气候投融资的顶层设计、标准体系和制度体系。比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将其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定位为“融聚长三角资源、链接国际化平台”，并发布了相应管理办法。北京市通州区构建了气候投融资“1+6”政策体系，并印发了相关的阶段性行动方案。

目前，我国碳市场流动性还明显不足，碳价低于全球主要碳市场的价格，也显著低于《巴黎协定》中根据2℃温控目标而提出的碳价区间。作为企业开展“双碳”投融资的政策抓手，“碳价—碳资产管理—碳资信评级”已在我国不少地方推进应用。比如，浙江宁波于2022年6月率先启动了碳资信评级及气候投融资应用试点，目前已有26家参评企业、5家合作银行，已为4家企业发放2533万元的绿色贷款，根据评估结果，企业最高可获得信用额度的翻倍，利息可减少20%。

全球气候应对的中国贡献

可以说，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屡创新高与全球气候变暖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公地悲剧”，西方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气候脆弱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应对气候危机。但国际气候谈判异常艰难，全球气候协作进展缓慢。而从积极加入《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到《哥本哈根协议》提出明确的中国碳强度减排指标，再到加入《巴黎协定》，中国一直都在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应对。随着特朗普政府反复退出《巴黎协定》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格局的变化，欧美国家以碳减排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必将对全球气候应对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双碳”目标的适时提出和积极稳妥推进，不仅有力推动了自身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更大力推动了中国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转向关键引领者。

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在于可落地的制度能力与可复制的工程化方案。未来，我国应以国内统一碳市场与可靠的MRV（监测、报告、核查）体系为基础，围绕《巴黎协定》市场机制、透明度要求与公正转型议题，研制提供可衡量、可核证、可结算的方法学与核算流程，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有制度、能执行、可评估的绿色治理体系，以实操性优势赢得国际碳市场话语权。

将中国气候应对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关键在于打造可复制的项目包与可移植的治理流程。特别是面向“全球南方”国家，一是构建标准化项目库与合同模板，配套设备供应、工程建设、运维服务与融资支持的一揽子方案，降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与学习成本。二是同步通过联合研究中心、职业教育培训与标准认证体系开展系统性能力建设，形成“技术—标准—人才”一体化的全球气候应对公共产品供给格局。三是探索以人民币计价的碳减排相关金融工具与转型金融产品，将国内政策实践沉淀为“标准—产品—数据”三位一体的跨境可投资资产库，推动规则外溢与产业协作同向发力，形成实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治理机制研究”（72121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