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制四年。在这四年学习期间，除了有理论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等）、应用经济学课程（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工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农业经济学等）、外语课程（俄语或英语）以外，还有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分量都很重，而且都是著名教授授课。例如，经济学说史是一学年（大学三年级）的课程，三年级上学期由陈岱孙教授讲授，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思想讲到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三年级下学期由陈岱孙教授和徐毓枬教授合讲，陈岱孙教授讲授新古典学派，徐毓枬教授讲授凯恩斯经济学。当时，同学们都感到考试有压力，但毕业后同学们回校团聚时都异口同声地说：“经济学说史一课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史也是重点课程。当时分为两门课，一门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由陈振汉教授、熊正文副教授主讲；另一门是西方经济史，由周炳琳教授主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一课从鸦片战争前清朝的闭关政策讲起，直到清朝被推翻后民国初期民族资本的兴起。西方经济史一课主要讲述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

　　后来，北京大学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又有所增加，这时我已经毕业留校了，但能有机会继续旁听我在大学期间没有听过的新课。关于经济学说史方向的新课有：罗志如教授、胡代光教授和范家骧教授共同讲授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他们把凯恩斯以后的西方经济学说补上了。新开设的课程还有赵靖教授开设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些课都使我受益匪浅。

　　我自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先担任资料员，后来又转入教师系列，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我讲课的范围很广，包括西方经济史、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等。我也讲授过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论》解读。从教学实践中，我深深感到，得益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地方很多。我至今仍担任“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和“比较经济史”两门研究生课程。至于为大学生开设的“欧洲经济史”和“西方宏观经济学说史”两门课程，我都转给留校博士生和博士后讲授了。他们在我的帮助下，已能独立授课，并受到学生欢迎，我感到很高兴，很欣慰。

　　在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着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错误倾向

　　然而，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既然对经济学的学习者来说，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如此重要，为什么国内这么多的大学经济系或专门的财经学院却不为大学生、研究生开设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呢？如果是由于要讲授的课程太多，所以就不开设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那么为什么不把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先列为选修课呢？如果是因为能够讲授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教师人数不足，那么为什么不挑选一些有基础的教师到某些已开设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大学去进修、培训呢？只要学校领导重视，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对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让我们从西方经济史的学习谈起。

　　学习欧洲经济史，对我们很有启发的是工业化如何开始的问题。要知道，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的工业。比如说，古代的希腊、罗马和西亚，古代的中国，以及中世纪的意大利各城邦，都有规模较大的造船业、采矿业和毛纺织业。但在当时，设备不是主要的投资对象，工业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紧密的联系，有些地区虽然也利用了水力、风力和畜力，但这与工业化过程中使用蒸汽机、后来使用电力作为动力不一样。只有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才是人类社会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工业化是通过一系列巨额投资来实现的。最重要的是：谁是投资主体？他们为什么愿意投资？他们能够获得投资回报吗？他们投资所获得的财产能得到保障吗？这些都属于制度变革问题。因此，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工业化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改革的过程，产权迟早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有经济如此，非公有经济同样如此。

　　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还清楚地说明资本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有些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就建立了商船队和舰队，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进行海外贸易，并以武力掠夺土地和财富，但他们劫掠到的财富虽多，却并未用在国内的工业，而是继续用在商业和金融业中，以便继续扩大殖民化，掠夺当地的财富。他们掠夺到的海外财富，也有一部分是流入本国的，但主要用于建筑豪宅，购置庄园，或投资于商业、金融业。这些富有的商人当时是瞧不起那些从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业主、作坊主的，他们不愿同这些小作坊主和技工为伍，认为这样会贬低自己的地位。在英国和法国，最初从事制造业的全都是小作坊主、熟练技工和有眼光的小商人。他们的资本来自何处？一靠自己的积蓄；二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和投资参股；三靠民间借贷，尽管利息不低，但创业者还能承受；四靠利润的再投资。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工业品供给增多，市场不断扩大，富裕的大商人才投资于大中型工业企业，更晚一些，金融业才有选择地介入制造业。

　　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又是如何缓解的呢？说得更明确些，最早的那些用于工业生产的机器设备，是谁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从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工业化进展的历史来看，第一代工程师来自散布于国内城乡的工匠，如磨盘匠、钟表匠、唧筒匠、风车匠等，还有一些是肯动脑子、爱钻研问题的人。“爱动脑子”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但是，为了生产出机器设备，仅仅有这些“爱动脑子”的人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技工加入这支队伍。这些国家一般采取了下述三种方式：一是招收学徒，包括工厂招收学徒和有技能的师傅招收学徒（称个人学徒），两类学徒并存，常在一个工地上干活；二是定期轮训，以提高技工和学徒的本领；三是设立职业技术学校，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以加快技工的培养。此外，不少国家还严禁技工外流到外国去工作，害怕他们把技术诀窍带到外国去。通过海关严查，一旦查到有技工偷偷外移，就课以重税，或坐牢。

　　工业化开始后，需要有体力劳动者，主要是农民。他们纷纷离乡背井，进入城镇寻找工作。他们的配偶（有时还有子女）都一起进城了。但妇女在城里找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妇女的职业机会不多。这样，农民进城以后单靠男性打工赚钱，收入微薄，无法养家，渐渐连住房也租不起，孩子也上不了学，全家只能住在棚户里。妇女就业问题是如何缓解的呢？据经济史资料，多亏有了缝纫机。有了缝纫机，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投资者办起了服装厂，招收女工生产服装，包括童装和时装，或制造花边。缝纫机生产多了，价格下跌，有些家庭也可以购置缝纫机，家庭妇女可以在家里为服装厂工作，进行服装等产品的加工，按件取得报酬。这样一来，农民进城后的全家收入增加了，他们和家里人也就安心地生活在城镇之中。在西方最早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农村外出务工的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在城镇中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住棚户区、工资水平低、孩子受教育机会少、生病也无法及时就医。但随着工会运动的兴起和工会为工人（包括农村来的务工者）的利益而力争，再加上社会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关注，工人的生活逐渐改善。加之，农村人口减少后，农业人均收入也提高了。渐渐地，农村不再像工业化前期那样有那么多劳动力供应城市。农民外出的主要出路是美国、加拿大，或者是西方列强所控制的亚非国家。而填补西方工业国家的劳动力，则改为东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移民。这种情况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并延续了很长时间。

　　上述有关西欧国家工业化前期的状况，对于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学习经济史，明白我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下面，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做一些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这里举一个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久？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一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分为不同的体制的。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模式、一种传统体制。那里实行的是农奴制度，社会上大体分为两大阶级、两大阵营。贵族是统治阶级，以血统高贵为标志，世代相传。农奴是被统治阶级，是贱民，没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为农奴。庄园是贵族领主的采邑，基本上是自给的，农奴服劳役，耕种土地，上交地租给贵族领主。

　　但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西欧封建制度下逐渐形成中世纪城市。城市力量逐渐壮大，终于形成同贵族领主对抗的格局。城市最后击败了贵族领主，赢得了自治权。城市居民也逐渐分化，富裕的商人和作坊主成为资产者，贫穷的小手工业者和受雇的帮工和学徒成为无产者。城市和乡村（庄园）之间又经历了长期斗争，最终，王权兴起了，城市投靠了王权，王权和城市的联合击败了割据一方的贵族，形成了新的民族国家，西欧民族国家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的历史与西欧有很大差异。至少从东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和唐朝前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可以称为传统体制，因为在这一时期，社会上重血缘、重门第、重出身，豪门及其子弟掌权，庶民都被排斥于高官行列之外。虽然从隋朝起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但改变不了大姓、豪门、权贵的势力。安史之乱（755—76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历经中晚唐五代，大约二百年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体制发生转变的过渡期。华北和中原一带的大户名门先后遭叛军的洗劫，后来又因各地藩镇自立政权，他们为充实府第，向驻地富人豪族索钱索粮，大户人家纷纷逃难，不再成为能控制地方政局的势力。到公元960年，终于建立了宋朝。中国封建社会从宋朝起，开始从过去的传统体制逐渐转变为新的体制，也可以称为“改良的封建体制”。

　　从宋朝起，科举制度走向规范化，科举成为进入仕途的通道。只要用功读书，即使家世贫寒，也有做官的机会。同时，从宋朝起，土地可以买卖，商人可以买田，成为地主，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有贵族和官员才能成为地主。

　　重科举而轻门第，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是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传统体制过渡到改良体制的两大标志。然而，皇权可以更替，科举制度则延续下来，土地可以买卖，官僚家庭的败家子可以把祖上留下的田产卖光，但这并不影响皇庄依然是皇庄。不管怎样，这种改良的封建体制从宋朝起又延续了大约一千年之久。

　　转变为改良的封建体制后，中国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涌现出旨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中国出现的只不过是封建制度内的异己力量，如起义的农民军领袖、割据一方的军阀和皇室内部的夺位之战。即使这些封建制度内的异己力量中，有些暂时得胜，甚至建立了新皇朝，但依旧是封建王朝。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样长久的主要原因。

　　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就有可能了解中国为什么很难像西欧国家或美国那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欧中世纪城市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一直是皇权牢牢控制的政治中心，而不像西欧中世纪城市那样成为自治城市，成为资产者、作坊主和帮工们的据点。正是他们最终投靠王权，打垮了割据一方的贵族领主，从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是中国即使在康乾盛世，在有机会从西方国家引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时，仍始终是唯我独尊，盲目自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于是逐渐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清朝末期，中国的有志者一直在寻找出路，寻找可以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理论，但都没有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诞生，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