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确定“一带一路”是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两个研究重点领域之一。迄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不断探索“一带一路”的研究范式。

　　主题研究 成果丰硕

　　在过去近四年时间里，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围绕“一带一路”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为核心探索“一带一路”的理论范式。“一带一路”既不同于中国以往的对外开放模式，也不同于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因此，起步阶段只能是发挥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知识积累优势开展研究。目前，已经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近20篇；在2015年完成出版了由13篇研究报告组成的“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成果，并被纳入2016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成果清单。第二，借助《亚太蓝皮书》这一平台展示科研人员的最新研究进展。我们把2015年《亚太蓝皮书》的主题确立为“一带一路”，发表了一组研究成果。第三，鼓励研究人员申请承担相关研究课题开展中长期研究。目前已承担两项属于“一带一路”领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第四，参与政府相关部门“一带一路”的决策咨询。迄今，研究人员直接承担和参与了近10个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项目。第五，承担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委托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项目。这些项目既有来自像西藏这样的西部内陆地区，也有来自像深圳这样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六，加大对外学术交流，向国际社会宣传阐释“一带一路”的真实理念。过去四年间，由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牵头召开了十余次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外出参与相关国际学术会议超过百余人次；受政府主管部门委托或国外机构的邀请宣讲“一带一路”超过40人次，遍及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第七，借助挂靠在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的蓝迪智库平台，参与“一带一路”的官产学合作。蓝迪智库是一个新型的智库，以“一带一路”作为研究重点，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发挥优势 精准定位

　　回顾过去四年的发展历程，受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学科、人员规模的制约，我们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遵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围绕“一带一路”所做的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力求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背景出发，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基本思路。“一带一路”与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等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准确把握这些理念才能在研究过程中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利用原有学科比较优势开展研究。我们认为，“一带一路”首先面对的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在“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中有五个面对的都是周边国家。同时，它又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传统学科优势是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问题研究。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导向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判断。

　　第三，以国际视野研究“一带一路”的定位或目标，避免研究成果的“泛化”。“一带一路”研究“泛化”现象不仅无助于研究的深化，而且会加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猜疑。作为一个大国提出的国际倡议，我们强调要把中国诉求与沿途国家的诉求有机结合起来研究“一带一路”的定位、目标。

　　第四，尝试解剖与构建“一带一路”建设内部治理结构、运行机制，避免“一带一路”研究“虚化”。“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要做什么、如何做？对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中国学术界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研究人员围绕“一带一路”的载体、合作机制、运行模式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五，利用多学科优势，展开跨学科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和定位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合作机制，这就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覆盖国际经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社会文化等多个学科。我们对“一带一路”建设与沿途国家的发展对接、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一带一路”中的经济外交、“一带一路”中的风险评估等方向的研究都体现了跨学科研究优势。

　　构建理论 服务实践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按照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的要求，还是各方对“一带一路”研究的诉求，我们的相关研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未来的努力方向将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参与构建“一带一路”研究的理论范式。“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长期规划，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可供照搬的经验模式。构建“一带一路”研究的理论范式是中国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已经从倡议步入实施阶段，实践不仅需要理论指导，还会有更多的新问题需要解决。在实践发展的同时，也迫切需要中国学者紧随实践，为实践服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