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 加微信近期，刘志彪教授组织长江产经智库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江苏如何聚焦富民”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张慧（新疆经信委）：国改、创新、混改，都不是直接富民。比如创新，并不是不致富，而是指向的是集体、是老板；而现在所说的富民，手段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分配。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长期以来江苏擅长的是集体经济，江苏的乡镇企业，还有华西村举国瞩目；而浙江的温州模式则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的。现在看来，似乎浙江人更有钱了，而江苏的集体经济显得有些暗淡无光了。所以，提出聚焦富民是否意味着把重点放在个体经济上？
其实在浙江有钱人并不集中在农业资源丰富、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的杭嘉湖地区，而集中于比较落后的上八府的地区，比如：温州、台州、义乌等，这些地方过去很贫穷，于是当地人就跑遍全国各地做生意。正是由于浙江传统产业薄弱，所以反而容易发展新产业，形成新的政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苏的“聚焦富民”应该把重点放在“脱工业化”而发展新兴产业中来。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江苏聚焦富民，从产业角度看，要研究江苏的产业产出要素分配份额问题。例如：是否存在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资本收入份额比较高的产业的产权结构等。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富民，可以考虑聚焦青年群体。在当前人口规模红利衰竭、少子老龄化等现实压力的冲击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青年潜力，对于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事关重要。
陈东（南京大学）：第一，江苏上交税负比较高。第二，江苏的政策创新力度不够，干部中规中矩，同时苏商以制造业为主，创业可以发挥的空间没有浙江大。第三，在对口支援等扶贫工作中，江苏的贡献远大于浙江。
周小虎（南理工）：我认为江苏做实业的多，做投资的少，因而错过中国资本增值的关键期。民间资本市场的落后、历史价值观念和初期苏南模式都是诱发的主要原因。
陈长江（南通大学）：我理解，民富的首要含义是劳动力收入的比重相对于政府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比重提高。而现阶段的民富，更是在第一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实现后，让“剩下的一部分人”富起来，这部分人是城乡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实现富不是首要任务，实现老、病、幼的基本保障更为重要，尤其是农村居民。因此，实现民富首要要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起来提高起来，覆盖面扩大起来；其次是要把农村居民财产资产化，用产权来保障，用市场来增值。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富民主要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要用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才能有客观的结论。
卫战胜（湖南军民融合投资基金）：实现民富目标、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产业附加值都客观要求高水平的服务业做配套。
实现民富目标，首先是摆脱贫困。江苏相较于其他地区，脱贫压力不大。
其次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帮助城乡居民创业致富，由打工经济过度到股东经济。另外，政府应该开展提高农民的能力并培养企业家的活动，同时利用其私营部门的实力。
最后，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体系，战略收益、社会收益、财务收益，都要考虑。政府要把虚拟经济的投资收益降低到与实体经济差不多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蒋青云（复旦大学）：江苏人均收入虽然不错，但是收入差异比较大。原因是：第一，由于企业成本控制原因，本地劳动力被本地企业挤出去了，成了半失业人群；第二，由于长期实行集体经济，江苏人的创业精神较差；第三，江苏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制造业之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不良，现代农业（除了大闸蟹小龙虾）基础也差，既吸纳不了劳动力，又没有创业空间；第四，江苏人的财富性收入水平较低。
因此，要富民就需要：（1）提升产业水平，增加本地人就业水准；（2）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创业机会；（3）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人民的财富性收入机会。
宋常铁（新华网）：
2、文化、历史是制度、人事的土壤，社会要深入进行创富光荣、创新光荣的生动多样的文艺作品、乡土教材建设，给予相应的媒体、出版、展演财政补贴。
3、重点支持新农村建设，发展附加值高，产业链与农村、农业紧密关联的新型轻工业，拓宽农村经济的升级空间。
4、限制国企、央企准入范围，还人民以真正的市场公平。
楼稼平（宁波布衣）：
一、问题意识产生之源（江浙比较）：
1、2016年，江苏省人均GDP为95295元，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70元（中位数27436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为33.65%（中位数28.79%）。同年，浙江省人均GDP为83538元，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529元（中位数34192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为46.12%（中位数40.93%）。
2、居民收入结构。江苏，工资性收入占58.20%，经营净收入14.73%， 财产净收入8.98%，转移净收入18.09%。浙江，同项目权重分别为57.64%,17.10%,11.26%,14.00%。
3、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江苏：69.01%；浙江：66.25%。
4、江苏省居民收入的绝对数只相当于浙江省居民的83.24%，而人均GDP却为浙江省的1.14倍。尽管江苏居民的体制性收入比重高于浙江省，但生活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却也大于浙江省。这意味着江苏居民收入比浙江的低，但生活负担却比浙江的略重。
结论：江苏藏富于政府，浙江藏富于民。
（1）江苏居民更依赖于体制，或者说江苏政府更为强势。
（2）本来，江苏政府方面集中了更多的GDP，自然有更大的能力使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比重低于浙江的（除了显性的收入补贴外，还可以有强大的隐性补贴，比如地铁免费乘座等），但事实却似乎相反。
二、如何聚焦富民？
1、藏富于谁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当政府集中了居民所创造财富的大部分时，如何在保护效率的同时，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机制，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
2、国民收入如何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进行分配，实际上涉及的是政府职能、权力的设计问题。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必然要求集聚更多的社会财富和更大的干预权力，但政府职能太全，就会遇到各职能之间的内在冲突问题。
3、关于“如何聚焦富民”，长远来看，焦点应在于政府职能的设计和公共财政的建设。但短期看，因为民主与集权、公平与效率，历来是社会公共治理所面临的亘古难题，而一个高集权、全能型的政府实际上更缺乏解决这一难题的能力。
4、在目前的情况下，江苏政府完全可以同样强势地致力于关怀民生的仁政，不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先把聚焦之“焦”，由远而近地转移到如何直接地增加居民收入上，比如提高江苏居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个人房屋出租免税，江苏股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现金分红返还红利税，江苏职工就职于江苏企业的减半缴纳五险一金等等。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富民首在使民以时，夫不失其时者，在人君简静可致耳；富民重在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思想自由，让知识真正统领发展，心灵的富足才能让社会更有序；富民基础在匠人精神，努力去除浮躁、暴富、功利等思想，沉下身子，静下心思，谋富、思富、创富；富民务求创新，山不过来，我过去，换个视野、换个角度、换种方法，可能就是柳暗花明。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按我理解，富民就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以及财富积累水平；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提升富民的平均水平。
现在讲要“聚焦”富民，说明过去经济工作的“聚焦”不完全在这方面，可能是因为发展阶段的限制，聚在了扩大生产和市场供给能力，聚在了集中追求经济规模，聚在了象征政府形象的项目和工程。过去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我们面临资本短缺和商品短缺，这可以理解。现在我们是资本过剩、商品过剩，不扩大内需、不聚焦富民，不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福利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就会越搞越产能过剩，脱离了发展经济这个根本出发点和目的。
从总的方面来看，影响富民的根本因素就两个：一个是生产性努力，另一个是分配性努力。
生产性努力是指一切创造财富、增加财富总盘子的活动，它是富民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它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总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中提高生产率的办法，也只能是技术进步、机器劳动替代人类劳动、鼓励劳动者积极性提高、改善经济体制等。只有财富总盘子不断做大，人均财富才能不断增加。
分配性努力，是指一切不增加财富总量、而仅仅是分配和再分配财富的活动。在创造的财富一定的前提下，分配性努力是零和游戏，即我失去的，就是你所得到的，反之亦然。
其实，影响居民财富增加的分配性努力，还可以区分为初次分配性努力和再分配性努力两种。前者是在实体经济生产领域内部发生的，后者是在生产领域与非常生产领域之间发生的，更多地与具有强权的国家性质有关系。分配性努力是造成在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之间不成比例的根本原因。
初次分配性努力的具体形式至少有两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财富在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GDP中外资拿得多，自然本国居民就会拿的少。依靠吸收外资来发展经济的地方，如苏南地区，都普遍存在这一分配失衡的问题。
二是财富在创业者与打工者之间的比例。资本所有者拿多了，创业的人多了，就会出现平均财富大大高于大多数人所拥有的财富量的格局。如浙江与江苏的差距就主要在此。
再分配性努力，形式比较多。对我们的分析比较有意义的有：一是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财富一定的前提下，政府和企业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这恰恰是江苏聚焦富民战略的软肋。二是金融因素。现在实体经济盈利微弱，而虚拟经济过火，善于和敢于利用金融杠杆炒作资产增值的地方，往往要比单纯做制造业的地方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