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了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当前形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问题，从PPP中的金融风险、房地产调控中的金融风险、实体经济高杠杆率的风险等角度展开了讨论。我们精选了群内海内外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当前形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中国金融风险问题既来自于整体经济的高杠杆率，更来自高杠杆率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高杠杆和隐匿性，决定了金融风险来源和防控的重点，决定了完成三去一降一补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突破口。

　　第一，央行统计数字表明，到2016年底，在居民家庭、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和政府四个部门中，只有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总负债高达102.6万亿人民币，而其他部门负债水平并不高。如果考虑到我们企业还有1.5万亿美元的外债，我们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因为现在全国一年的GDP增长额，也不过就是80万亿不到。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非金融企业总负债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是这些债务主要集中在几千家大型国有企业身上，据研究，国有企业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总负债的70%左右。说明自2008年的量化宽松之后，发出去的货币大多都流入到了国有企业，造成目前产能过剩的企业和僵尸企业也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

　　第三，国有企业负债中，隐匿着数量不清、但是肯定规模不小的地方政府负债。主要在两个渠道：一个是政府融资平台是用企业形式来负债的，算入国有企业的负债；另一个就是通过PPP项目，理论上企业应该以股权形式投入，但操作中“明股实债”情况多见，也就是地方政府给社会合作者提供一个债务和利息的保障偿还水平。

　　由此，防控金融风险的表面文章可能是降杠杆，其实内在的根本措施，还是要硬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这种约束要求国企掌门人和地方政府长官，对超过偿还能力的债务负起经济、法律甚至必要的政治责任。为此也要求中央必须改变对其追求规模扩张为主的考核评价机制，改变既有的财政分配格局，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改变中央和地方关于事权、支出责任的现有划分。

　　楼稼平（宁波布衣）：1、经济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的不同，金融风险的定义亦绝然不同。（1）市场经济的国家，金融风险（支付困难及不能）爆发的方式是大面积地发生于微观层面，表现为大量企业（包括金融机构）的破产，并伴随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政府对风险乃至危机的干预措施，可理解为救市，故而政府多以债权人身份向陷入危机的企业提供紧急援助，救援成功后，政府收回救济款本息（如201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归还联邦政府5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本息，提前走出次贷危机），救市政策随之退出。（2）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经济管制为手段的国家，政府对风险乃至危机感受的阈值很高，在它看来，民营企业的大量破产、民营经济之溃败消亡乃至居民财富增量或存量之萎缩，还不是金融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之已然。

　　2、本国特色的金融风险：（1）对内清偿之困难或不能。包括难以或不能支付养老金、政府及其掌控机构雇员的工资，不能清偿到期政府债券。（2）对外清偿之困难或不能。包括难以或不能清偿到期国际债务。（3）宏观金融风险的发生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胀表现为价格体系的全面崩溃和无法遏制的本币贬值。

　　宋常铁（新华网）：

　　（1）区域性风险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和群体性事件，系统性风险需标本兼治、统筹推进。

　　（2）地方政府变相融资混乱，要对PPP项目抓好入库关，对县级政府申报项目、周期较长项目、资金杠杆较多的尤要引起重视。

　　（3）让银行做银行应该做的事，发挥银行在金融生态的主导作用。资金大量囤积在央企和有背景的国企手中，尤要加强监管，防止投机冲动。

　　（4）发挥民营银行、村镇银行作用，提高微粒贷等小额信用贷的普及率，促进创新创业。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区域性风险的重要表现，对互联网金融平台从严整顿同时予以正名。

　　（5）对企业债务违约，强化对券商等发行机构的风险披露的监管，对有欺诈行为企业给予实质性惩罚，比如一次违约永不进入。

　　（6）重点发展、规范引导地方、行业产业基金，为民间资本扶持实体经济提供更安全渠道。

　　卫战胜（湖南军民融合投资基金）：地方政府举债大多投入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建设、教科文卫、保障性住房等领域，这些公益性项目共同特点是在初期不产生或产生极少的现金流，也没有短期收益。只要允许地方政府的债务延期，爆发全面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的概率较小。通过债务重组、资产整合等手段变更债务条件，延长债务期限，缓解债务人流动性风险，盘活存量资产。

　　从1994年开始，中国就不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但是我们有的都是短期资金，非常缺乏长期资金。改革开放这些年，许多外商风险投资公司大多是长期投资者，而咱们国家的投资者大多是中短期投资者。美国大约有21%的GDP是由接受创业风险投资的公司创造的。在日韩，综合性商社是推动日本经济、韩国经济的总舵手。他们不仅能够促进产品的销售，金融板块的金融产品的发放和研发，还具备极其强大的投资功能。在日本，综合商社更加了解银行客户的经营状况与还款能力，因此银行往往会委托综合商社帮助放贷，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在过去，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产融结合，其实产融结合并不能真正启动协同效应。日韩综合商社的运营模式，本质是“产商融”相结合。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制造商与金融结合，忽视了商，而商才是真正让产融结合发挥效能的关键点。综合商社的情报收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资源掌控能力都是作为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创投所需要学习的。

　　防范金融风险是政府金融办的主要职能，还需要强化地方政府金融办的专业队伍。

　　沈志强（建信信托）：目前金融乱象的本质是不具有风险管理能力的机构参与了较多的金融实践，从而导致金融风险积聚。我对当前金融风险的担忧是：越来越多的缺乏风控能力的个人、机构借着金融创新的名义进入金融活动领域，且缺乏监管，加大了防控金融风险的难度。

　　因此，建议政府对金融活动的参与主体要进行甄别，制定准入标准，对不够资格的一定要挡在门外；对金融创新活动要有系统性的制度约束，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要制度先行，有可能的话建议对金融创新活动进行立法或出台专门条例。

　　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融资难本来就应该，关键要有破产制度保护创业者，鼓励失败后可再来。现在的错误在于认为降低贷款成本有利于实体经济。在没有个人或企业破产保护下，降低贷款成本是不负责任的，也不利于供给侧改革，反而增加中间食利者。

　　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近年来，发达国家艺术品市场已经成为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并称的第三大投资市场。随着文化艺术品证券化，艺术品转变成为资本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资本市场的波动会通过各种传导途径传导到艺术品市场产生冲击。与此同时，艺术品价格的波动也会通过投资者的资本投资决策影响到其他资本市场。

　　对我国文化艺术市场的发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完善文化艺术品交易制度。在艺术品金融化过程中，应该尽快实现文交所在发行权与上市权的分离，减少艺术品上市融资的风险。（2）规范市场准入制度。通过完善征信制度，合理评估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提高市场的专业化水平，降低市场的噪声交易行为。（3）要建立艺术品对冲机制。

　　王辉龙（南京党校）：一些隐蔽的实业中的借贷行为要高度关注。大量企业的互保，一定条件下将会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摸清这种地下借贷的体量在当下十分必要。

　　张立冬（江苏省社科院）：金融服务于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一是从金融机构入手，把衍生的变相提高利率的信贷及类信贷品种彻底打下来，毕竟从实体经济抽血的金融必然会积累风险。二是壮士断腕，把僵尸企业真正反映到不良，督促计提拨备。三是部分企业经营尚好，但因资金链紧张导致经营困难的，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补短板作用，与地方政府合作成立救助基金，注入相对低成本流动性；同时注资成立国有担保公司，切断担保圈风险蔓延。

　　黄志军（南京大学）：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突出了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的防控。这些风险的背后揭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系统集聚的成规模的不良资产，很多是历史沉淀原因造成，积重难返，不能急于求成，债转股等化解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二是金融系统风险较大的资产分布多位于县域农村和小微企业，部分地区的民营企业也是重灾区，需要切实调整政策导向，根据市场的原则，进行信贷的布局和投放，不能拔苗助长。三是金融风险化解的根本途径还是企业的自我创造能力。在此基础上，金融资本才能找寻到发展和增值的根基；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缺乏创新激励和实力，盲目的强化金融对其的支持极易引发新一轮的金融风险的加剧态势，需要引起足够警惕。

　　陈东（南京大学）：我主要从当前PPP带来的金融风险作简要描述：

　　PPP的狂飙突进使全国整体金融风险隐患加大。摸清各地政府债务底牌，防控债务风险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2013年-2014年，国家审计署曾对各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大排查，但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一股PPP热潮，这使本来已经浮出水面、再进一步跟进清理就可以大致解决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又重新沉入水下。一是PPP更多的是一种隐形债务。二是负债规模大。三是项目融资成本过高。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和政府约定的年收益一般要超过10%，考虑到很多项目本身的年收益率只有不足5%，这些价差都需要政府的财政兜底。四是“伪PPP”盛行，项目收益率普遍较低。各种打着PPP旗号由政府承担兜底责任的“伪PPP”盛行，政府回购、明股实债、固定回报等变相融资问题较为突出。

　　建议：对PPP项目进行认真审查，限定PPP项目范围。完善专门针对PPP长线资金进入的融资政策，构建涵盖股权投资、信贷、担保、保险、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多层次的PPP融资市场。严查通过PPP进行利益输送，避免赢利能力过低的项目进入PPP目录。把PPP项目和国家整体金融风险可承受能力相挂勾，避免一味求大求多。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防范金融风险，需要把握金融创新的尺度。无论是股灾，还是互联网金融，抑或是山东失控的高利贷，都与当时当地的金融创新有关。要防范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从事各类违法犯罪，祸害普通百姓。

　　除了银行喜欢锦上添花外，企业应该也要反思自身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喜欢锦上添花的银行，在景气阶段，会积极推动企业加杠杆扩大规模，而这恰恰为以后的低谷期埋下风险的种子。故，实体企业，一定要有在景气期抵制银行蛊惑的定力与抗性。否则，在非景气期，一旦落井下石的银行进行抽贷，高杠杆企业将瞬间崩溃。

　　另外，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能否防范实体风险？考虑现实情况，相互担保在企业间非常盛行。其后果就是，在增强企业集体抱团抵御风险的同时，也会出现株连之灾。能否考虑建立某种熔断机制，阻止互保企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优质企业不因无妄之灾突然死亡？如，能否在事前限制互保企业，最高担保比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10%。

　　孙军（淮海工学院）：一是坚决控制房价上涨、全力发展资本市场，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完善法制、强化监管，逐步放开注册制，赋予证监会对违法案件更大的处理权，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金的入市力度，尽最大可能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向上发展趋势；二是坚决杜绝假PPP、政府主导型的特色小镇建设，最大可能的用市场化手段去推动；三是全面梳理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堵死漏洞，防范可能发生的危机。中央和地方税种和税收比例要重新划分，赋予地方更多收入来源，抓紧建立地方官员新的选拔考核标准；四是要忍耐一段时间的经济低速增长，全面清理和降低政府不合理、没必要的各项支出，一定程度上降税减费，用时间换取企业转型的空间，给企业创新留出时间。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当前形势下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一是紧紧抓住当前复杂环境下的主要风险点。其一，关注流动性风险；其二，关注市场风险；其三，关注“三去一降一补”中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

　　二是着力强化信用风险防范。同时加强风险预警和预判，对于不同种类的风险要分类处置、分别对待，不搞一刀切。鼓励金融机构探索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和途径，如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

　　三是加快落实推进同业业务和跨界业务监管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见效。尝试建立透明的全市场交易报告制度，对于跨市场、跨界交易，探索穿透式监管措施。

　　四是强化央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重点是尽快赋予央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的监管权。

　　李锋（江苏省经信委）：当前中国比较突出的金融风险大致为四类，一是商业银行面临着资产质量恶化的压力，信贷规模的急剧膨胀、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不良率提高与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矛盾；二是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企业债券今后几年进入了兑付的高峰期；三是影子银行的风险持续加大；四是金融业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加深，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房地产的虚假繁荣也招致制造业生态的恶化。

　　化解金融风险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发挥金融政策的导向作用，强化金融监管。二是合理划分财政与金融的职能，防止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三是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减少银行信贷风险。四是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发展，推进企业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高企业盈利和偿债能力。五是切实控制房价上涨，在供给端增加土地供应，改善土地供应结构，影响房价变化的心理预期。

　　谈镇（江苏省委党校）：首先，关于金融风险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度警惕四类风险（债务违约、不良贷款、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个人以为当下资产泡沫和贬值预期下资本外流的风险更为严峻，而且金融风险呈现跨行业、跨市场的特点。

　　其次，关于金融风险的根源。金融是经济的镜像，金融的问题核心是经济问题，比如债务违约、不良贷款、影子银行等问题一方面源于长期以来的金融压抑导致金融供给不足，结构不优，另一方面又源于金融资源错配，刘老师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是其根本。

　　最后，关于如何防控金融风险的问题。长期而言，根本上是要靠改革，尤其是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的改革。

　　史先诚（江苏金融办）：1. 金融风险不容小觑。历年以来，稳增长等词最后都是“防风险”。但是，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7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都把防金融风险提到了近年前所未有的高度。至少钱荒、股市巨幅波动、债市波动、汇率，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理财资管等影子银行，险资举牌，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风险应急预案，以及e租宝、昆明泛亚等非法金融规模过大，已引起高层非常重视。

　　2. 金融风险本质在于实体经济疲弱及脱实向虚。国际经济在次贷危机后持续低迷多变，处于长周期下行阶段。国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各类负担重，但转型多迷茫困难，利润率持续徘徊在盈亏平衡点。流动资本投资转向空转、房地产以及割韭菜再分配。

　　3. 金融风险需稳妥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是技术活，也非一朝一夕，更难毕其功于一役。股市去杠杆已有惨痛教训。病去如抽丝，非金融企业降杠杆不可能再像当年救国有银行。

　　互联网金融风险（包括民间金融，投资理财，资产管理，文化金融，非法集资等），本质是非法金融活动及其导致的社会稳定风险。

　　政府债务风险：预算法范围内的，风险要在县级层面释放，允许地级政府及以上发永续地方债。预算法范围外的（类平台国企），要按国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则逐步以血的教训方式，教训国企和金融机构。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金融风险的管控应该集中以下几方面：一，互联网金融领域及其衍生产品领域，如互联网众筹、校园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小额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货款等细分衍生领域。二，理财公司的类金融产品，尤其平台类理财公司潜在风险大。三，民间借贷（融资）风险突出，因为基本以高收益率为诱饵，偏离资产增值的正常盈利能力比较大。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当前阶段，国有企业和政府虽然负债率高，但暂时没有暴露，倒是民营企业，经济环境不好，环保风暴加强，最近国外针对民营企业做空日益频繁，需要引起重视。首先要梳理调查民营企业债务和经营情况，排查潜在金融风险较大的企业，未雨绸缪；其次协助民营企业反击国外做空，吸取辉山乳业经验教训；第三，针对问题迅速做出反应，协调好债权人，避免进一步恶化。

　　陈柳（江苏省社科院）：虽然当前的金融风险可能来自于外部汇率压力、政府债务、银行不良、企业互保等方面，但主要表现还是在经济下行阶段高杠杆可能无法持续的问题，主要是国内的结构性原因。次要表现是在创新的背景下金融创新过度，监管没有完全跟上，表现为P2P等蜂拥而入，留下不少后遗症。

　　就高杠杆来说，第一，要正视政府平台这一问题。在2013年做过全国性的审计摸底之后，再也没有对平台到底负债多少的全国性数据。

　　第二，平台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虽然只要政府信用在，这部分债务可能会类似于永续债的形式不断滚动，大规模违约预计短期内不会发生。微观上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上越陷越深，宏观上货币财政政策效果越来越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得不到纠正。

　　第三，我相信由于这几年民营企业导致的金融风险一直是在逐步释放当中的，应该情况不会更糟糕到哪里去。虽然这几周山东和辽宁的几个大型民营集团出现问题，但大型企业出问题可能主要还是这类企业政府介入过深有关，政府介入不深的民营中小企业要出问题这几年早出问题了，所以民营大企业出问题将是民营企业金融风险暴露的尾声。

　　第四，平台问题是当前发展模式的体现，改的话要大改。需要就政府融资的边界、地方稳定收入来源、地方竞争模式等问题重新界定，才能考虑一次性由中央政府加杠杆的方式解决。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我知道强大的丰田汽车，与其说是丰田的强大倒不如说是丰田具有一个强大的、金字塔式的供应商群。也就是说，强大的丰田是依托在许多优秀的中小、小微企业之上的，而那些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经营中所需的流动资产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

　　刘晓昶（华泰证券）：防控金融风险要建立市场化的挑刺机制，让一批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在对各类风险企业或机构进行挑刺中获得利益，就像存在索罗斯、浑水这样的专业人士机构，各类风险企业才不敢造假、不敢过度负债高杠杆，市场才能达到平衡，这就是鲶鱼效应。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从近两年的典型案例看，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企业经营好的时候，银行扎堆送钱，而一旦有风吹草动，银行立刻撤资，把企业送上绝路。根据史料，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之所以具有难以撼动的国际竞争力，就在于在两国工业起飞初期，银行与企业成为命运共同体。

　　从这得到的启发是，要化解当前的金融风险，银行不要做藏头的鸵鸟，而是积极筛选优质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给予资金支持，既为企业也为自己。

　　田志刚（南京财经大学）：金融风险发生的诱因很多，有经济因素、管理因素及技术因素等等。管理风险的发生在于内控制度的缺失，或内控制度执行不好；经济风险的发生在于实体经济弱化的背景下，衍生出众多基于短期利益获取的投机金融产品，这与扭曲国家相关金融政策有关。当前金融风险的隐患还有地方政府庞大的负债规模，地方政府、银行、融资平台（慢慢与地方政府剥离中）、资金使用者、制度默认构成了资金链条，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债务风险的发生，进而导致金融风险蔓延。实体经济的雄起，金融制度的优化等是解决问题的路径。

　　刘根荣（厦门大学）：防控金融风险，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金融风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关系。经济活动具有不可预见性，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知到每个国家和地区金融风险具有不同的成因，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其当下金融风险的成因具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二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手段与措施，利用市场机制化解风险。另一方面，要对政府干预资本配置导致的金融风险有足够的警醒。

　　三是处理好长期风险管理与短期风险管理关系。从短期金融风险来看，中国整体金融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但从长期来看，中国金融风险呈现不断积累加剧的趋势，其严峻性到了必须重视的时候。

　　四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风险与虚拟经济风险的关系。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杠杆率过高，企业资本结构严重恶化才是金融风险真正的最大危害。去杠杆的重点是去实体经济的杠杆。

　　五是处理好国内金融风险与国际金风险管理关系。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的大国经济体，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金融风险会对国内金融风险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汇率波动以及国外大国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都会对中国国内金融风险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要做好防火墙，有足够的宏观经济手段、措施应对国际金融风险。

　　叶蓁（人民银行）：我觉得除了中国国情之外，在全球宏观和历史视角讨论金融风险也非常重要。IMF的观点是，各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内顾倾向，会加剧原本已经偏向稳定的金融体系。

　　刘建森（徐工集团）：我们大型企业集团应该学习日本财团的运营机制，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财团，整合价值链条的资源，使产业与金融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高大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

　　郑江淮（南京大学）：从各产业链来看，金融风险发生在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就会通过企业之间产品采购和供货以及通过银行扩散开来，但是银行只是被动地反应。如果发生支付危机的企业是产业链某环节上的少数大企业，金融风险还比较好控制，可以通过银行软约束缓解。但是如果发生支付危机的企业是产业链某环节上的中小企业，那么金融风险就很快扩散开来，而且很容易扩散到其他产业链环节。当前，政府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侧重于降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大企业很容易得到政府政策的惠顾，但是那些上游行业中大企业在去产能下，很有可能提高其产品价格，进而又提高了下游行业中中小企业投入成本。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在政策性成本降低上没有得到支持，又遭受投入成本上升的冲击，这双重冲击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毛德勇（浙商银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让在较宽松、低成本环境中赚的不好意思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短时间内难以调整状态。二是适应了低利率、低盈利水平的低端、大规模制造企业，一旦融资成本上升，其盈利能力下降，极易引发企业陷入困境。三是目前国内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较大。四是不确定性的政策预期使得金融机构持币观望，市场流动性降低，必将使得长期靠同业拆解为生的机构面临困境。

　　建议解决方法：一是稳定的政策预期，二是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三是加强危机应对和处理能力。

　　彭本红（南信大）：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是经济发展的巨大风险。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对经济造成重创。两类企业的去杠杆需要有创新的思路，一是要树立破产文化，使僵尸企业出清，化解过剩产能，推动资本向高效率生产者转移。二是要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改革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实施普惠金融，使国有企业、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处于公平融资地位。三是打击将房地产贷款纳入理财产品的行为，监管机构适当限制开发商的股票和债券发行，降低开发商的高度负债现状。

　　陈琛（机工智库）：我们最近接触了一个项目，有三个主体：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央企。地方企业希望地方政府支持他上个项目，大概二十亿元，地方政府去北京找了央企做PPP，央企在地方拼凑了总盘子200亿的项目，但核心还是那个私企的项目，这样风险也越来越大。从中发现，地方政府有一个美丽的愿景，但是对于金融工具使用的知识以及金融风险控制的知识不掌握，只能被动接受别人的指令。

　　丁胡送（安徽发展研究中心）：金融运行风险总体可控，但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2015年企业负债规模持续上升，部分企业发生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增加;部分地区非法集资多发，银行不良贷款率较往年有所上升；部分市县政府债务过重，还本付息压力较大。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以下对策：

　　一是主动释放信用违约风险。银行要建立完善不良贷款快速处置机制。同时，对涉及到的重点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加强评估分析、进行风险排查，制订处置预案。

　　二是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具，谋划推动置换债券的发行工作，通过债务置换完善债务结构，降低举债成本。

　　三是着力控制民间融资风险。吸取近期发生的非法集资事件的教训，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提高投资者风险防范意识。

　　四是积极扩大直接融资。紧紧抓住IPO注册制改革的机遇，积极完善资本市场；重点加大对这些企业首发上市的培育和推进力度；抓住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机遇，推进中小企业在战略新兴板、“新三板”和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林学军（暨南大学）：防范金融风险就是防范经济危机，是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旧的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新的经济危机主要在金融领域，而且破坏性更大，传播更广，必须防范于未然。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有来自银行的呆账、烂账，有债务违约，还有一些民间的网上银行、小型借贷公司为逃避监管的所谓金融创新等等。但我个人觉得，我国的房地产业是金融风险的重要导火索，必须重点监控。主要原因是：（1）房地产过热是我国贫富悬殊的根源。（2）房地产过热是我国资本脱实就虚的主要原因。（3）房地产过热是诱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

　　房地产过热的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地方政府的推动。所以，要加强房地产的调控，关键在于政府本身。另外政府也可以增加房屋的公共供给，给刚上班的年轻人及低收入者提供公租房。控制资金过快流入房地产，减少房地产的银行信贷等，多渠道、多种措施预防地产泡沫带来的金融风险。

　　王美今（中山大学）：现实是，为了保就业稳增长，政府通过不断扩大债务进行投资。因此，防控金融风险，要特别注意政府向居民部门转移债务的极限位置。一旦突破，汇率大贬，资产价格大跌的风暴也就开始了。

　　梁君（广西师大）：金融风险首当其中的应是信用风险。当前实体经济不振，坏账呆账风险陡增。地方政府为了完成6.5%增速目标，一方面有加大放贷的冲动，另一方面又迫于指标完成压力诱导企业大肆做假数据。实际潜在的金融风险比想象中的严峻。

　　司增绰（江苏师大）：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必须了解正视金融风险源。当前金融风险是一种系统性风险，构建健康协调的产业生态系统很关键。比如，房地产泡沫较大、实体经济衰退、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滞后等，就是产业系统较大的不协调。

　　张健（香港金融）：一个鲜活的，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案例：魏桥潜在的风险是谁造成的？他们自己归结为做空的敌对势力、会计师和香港法制、以及可能的中国政府不作为。

　　但从金融风险的角度，原因正好相反：（1）企业没有遵守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基本底线。（2）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外部（包括金融监管）约束缺失。（3）外部经济周期和铝电纺织等产业周期变化未符预期。

　　因此，所有金融风险都可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微观层面找到原因，但解决方案必须从宏观的经济周期，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来着手。

　　曾楚宏（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关于抑制金融风险的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根源来自于房价虚高、脱离经济水平的基本面。可以这样说，由房地产泡沫所引致的金融风险不仅绑架了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甚至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绑架了各级政府。不解决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和房价虚高过快上涨的问题，就很难有效抑制当前金融风险过大、实现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

　　由此，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政府为何不采取房地产税等更为市场化或更加严厉的手段抑制房地产市场风险呢？我想，不是政府不想，而是在现阶段不能这样做、也不可取。因为一个经济系统的有序健康发展取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大引擎，在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这两大引擎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但是在恶劣情况下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会使得在一方产生的风险和问题迅速传导到另一方并形成牛鞭效应，加大风险和问题程度。

　　那么，如何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的金融风险呢？我认为要从根源着手。如果实体经济能够走出一波独立上涨行情，中央政府就会没有后顾之忧的对房地产市场“痛下杀手”了。将重心放在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上。只有实体经济向好、经济基本面不动摇，中央才有底气和本钱向房地产金融风险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