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出现回暖迹象，最令人瞩目的是文化产业的迅速增长。其中春节档电影成为一大亮色。由于《美人鱼》《澳门风云3》《三打白骨精》等几部热卖电影的拉动，内地2月票房累积69.7亿元（折合近10.49亿美元），首次超越北美市场（美国+加拿大）的8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票房。不仅如此，目前中国观众年均观影人仅1.7次左右，而北美人口约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人均年观影人次近4次，大家有理由认为，中国电影市场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全社会都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但是，文化产业从规模上占GDP的比重还不高，文化消费和市场活跃度还偏弱，还存在诸多乱象亟待整治，文化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一、中国文化产业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供给侧

　　从微观来说，文化产业是一个供给制造需求的行业。文化市场的繁荣与否，固然与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与购买力有关，也就是与有效需求有关，但是，需求永远是被动和滞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交易最终取决于市场上能够供给什么样的商品。因此，研究中国文化市场，我们应当着重从文化供给着眼。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供给侧许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结构性问题

　　由于文化业态的变革，许多传统文化行业面临全行业危机。尤其是国有文化企业掌控的主阵地，正逐步成为少人问津的鸡肋。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移。电视开机率在下降。图书出版量在下降，报纸发行量在下降，广电网络用户在流失，文艺院团的演出场次日益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从业者不努力，也不是暂时性的波动，而是因为整个行业在变化，在不可逆转地成为明日黄花。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暴露出来，许多传统文化企业依然是莺歌燕舞。其实，许多文化企业的生存主要不是靠文化行业，而是靠流通领域的垄断利润和非文化行业的投资收入。在文化企业貌似庞大的身躯之中，跳动的是一颗正在衰竭的心脏。不用多久，一只路过的鬣狗都足以将这个庞然大物打翻在地，然后撕得粉碎。

　　（二）体制性问题

　　文化企业的主力仍然是国有文化企业。这些企业大多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翻牌而来。在第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这批企业通过政府补贴化解债务，分离人员，得以轻装上阵。但这些企业中，最致命的问题是企业内部用人制度上的“双轨制”。一部分老员工占据着各类重要岗位，拿着最高的薪酬，却做着最小的贡献。而一些雄心勃勃的新人，很快就会被这样文化所熏染，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在岗位中脱颖而出。但是，企业对他们的不公正一直在滋长着他们那颗逃离的心。一旦羽翼丰满，有了经验和履历，就会决绝地离开国有文化企业。

　　（三）周期性问题

　　最近一两年来，艺术品业明显下滑，和经济周期存在密切的联系。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实体经济面临诸多问题，社会购买力开始收紧。与此同时，去年股市震荡以及随之而来的去杠杆化，以及近年来持续高压的反腐斗争，使得艺术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场出现了恐慌。与经济形势相应对的，其他行业如演艺等行业，也明显下滑。

　　此外，金融资本对文化产业的强势介入，放大了文化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文化产业出现了一些回光反照式的虚假繁荣，其本质却是死亡征兆。演员薪酬的暴涨和单集投入的飚升，使得大部影视企业望而却步，而乘着金融泡沫扶摇而上的企业们，拼命做业绩跳龙门，希望一跃化龙。但是许多企业却死在上市的前夜，面临的是市场的全面清算和资本的追杀。

　　二、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减法

　　解决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除了需要引导和扩大消费，通过推动文化对传统经济的改造升级，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之外，更重要的应当在供给侧着力，推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一）去文化企业落后产能

　　其一，要对项目进行甄别和清理。许多文化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国有演出团体不演不亏，少演少亏，多演多亏。一些大戏，花了几百万元排练，最终只演了几场就没法支持。某省为了推动文化走出去，投资上千万元，集中优秀团队排了一场大戏，在国外演出后，也引起了一阵轰动。但是，载誉而归以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团队散了，戏也就散了。本来可以形成持续文化产业生产力的项目，最终还是变成了一项政绩工程，成了一场昂贵的焰火。这样的项目还不是最惨的。大量的演出，无论是到国外的金色大厅，还是到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地方上除了需要出钱排练外，还要再花钱租场地，甚至花钱请观众来捧场。本来应当是通过产出效益，来回报投资，却变成了自始至终的花钱做秀。或许能够给个别演员多一次舞台实践和个人炒作的机会，或许给剧团增加可以申报的奖项，但是，对增加文化市场的供给、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却毫不相干。

　　许多文化企业都在投资大量的钱维持运转，生产一些既没有社会效益又没有经济效益的文化垃圾。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通过获取政府文化补贴，维持企业的空转和基本生存。这样的项目除了应景和增加项目列表上的数字外，没有任何文化价值，反而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

　　其二，对僵尸企业进行清理。据统计，2011 年至2013 年，全国通过电视剧备案公示的电视剧制作机构数量分别为581 家、589 家和622 家，占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机构数量的12.42%、10.98%和10.07%；而同期获得发行许可证的机构数量仅为298 家、309家和275 家，占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机构数量的6.37%、5.76%和4.45%。所以，虽然具有电视剧制作资质的机构数量众多，但是真正从事电视剧制作并获得发行许可证的机构占比较低。也就是说，近年来，国内电视剧制作机构，平均每年只有5%的企业生产了电视剧，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下降！

　　民营文化企业，要是总不赚钱，早已关门大吉。有些国有文化企业，却背靠政府这棵大树，这棵无微不至的摇钱树，过得很安逸，成了不结果实、不出成绩的啃老族。甚至动不动以不稳定来要挟政府。他们从事的行业已经没有前途，团队也早已丧失了斗志，如同神庙里的老鼠，被供养着。一些报纸已经难以为继，杂志靠卖版面为生、出版社靠卖书号为生。这些企业完全应当在新一轮改革中进行处置，使得一些文化资源向新媒体流动和配置，或许还能从中拯救出一些人才和生产力。

　　其三，对各类冒牌文化园区进行清理。最近，台北市都发局局长林洲民对台湾文创园区提出质疑，指出华山、松山、三创数位生活园等是“台北假文创园区”，要么是“餐厅＋餐厅＋餐厅”，要么是上流社会开趴的场地，很多园区已经沦为用文化旗号做生意。我国的文化园区挂羊头卖狗肉现象十分普遍十分严重。根据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调查，近年来，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迅猛发展，数量不断增加，仅北京、上海、深圳、青岛、杭州等1０座城市规划建设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就近３００家，而达到这一数字不过用了四、五年时间。但是，我国文化产业园区中普遍出现了“有硬件园区、无产业集聚”的状况，园区只满足于做房地产，通过做“房东”甚至卖房产获得利益，文化产业园区“空壳化”问题严重。应当对这些文化园区进行清理，将政策红利真正落实到文化产业本体的发展中。

　　（二）去文化产品之库存

　　文化产业部分领域的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的问题非常严重。我国电视剧产量过剩一直饱受诟病。自2000年突破10000集开始，平均每年以近千集的速度持续增长，2012年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7000集，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电视剧产量的“第一大国”。不过，每年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上限只有8000集左右，因此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的电视剧制作完成后被打入“冷宫”，不仅资源极大浪费，也引发市场的恶性循环。除去一部分在地面频道播出的以外，那些无法播出的就变成了文化垃圾，原有的资本投入根本无从收回。

　　但这样惨淡的播出率，似乎并没有降低资本涌向电视剧行业的热情。甚至在国家广电总局痛下杀手，实行“一剧两星”政策之后，2014年，中国电视剧的产量出现了十分嘲讽的反弹现象。这说明，在电视剧巨大库存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政策的调控、资本的进出，固然会造成电视剧产量波动，但长远来看，对电视剧高额回报和相对成熟的营利模式，仍然吸引着资本前赴后继。他们都相信死在沙场上的是别人，而自己的项目才会成为载誉凯旋的英雄。

　　电影也是一样。2012年中国各类电影总产量达到893部，其中故事片产量高达745部，创历史新高，但全年在影院上映的国产影片占总产量的31%，尽管这个比例较过去已经有较大的提升，但仍然反映出我国电影业巨大的库存和浪费。

　　文化产品的库存现象非常严重，从外部看不出来。大量文化产品库存积压比房地产行业要严重得多。文化产品库存不占空间，几张光盘存储足矣。一些公司帐面资产依然可观，但仔细分析其构成，却发现，其中在一块体现为待售商品。这些没有卖出去的库存其实早已没有任何变现的可能，只是大家不愿意核减企业帐面资产，或者不愿意背前任的黑锅，永远挂在帐上。应当鼓励文化企业对这些僵尸库存进行清理和化解，轻装上阵。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文化产业去库存，不能采取保护落后和平均主义的办法。有人曾经建议在电视剧领域实行更为极端的“一剧一星”政策，让更多的电视剧有机会与观众见面。我认为这是不公平、也不可取的。供给侧的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坚持价值规律，鼓励正常的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