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全球范围内先后发生了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事件（2003年）、H1N1流感事件（2009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事件（2012年）、西非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事件（2014年）、寨卡病毒综合征（Zika virus）事件（2015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事件（2019年）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述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恰是学者所言的“风险强度”空前加剧与“风险环境”空前扩张的现代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其使得嵌套于社会中的民众的个人心理普遍处于应激的忧虑和恐惧状态，而个体应激的忧虑和恐惧状态汇集而成的整体意义上的民众社会心态也会不断发生着变化。

切合于Web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微博、微信、论坛及互动式短视频等社交网络平台在公众讨论社会问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交网络平台作为传统社会空间之外的新的舆论空间，其中的信息互动与传播已经能够反映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能看到，日益多元复杂的公众情绪已然借助于网络新媒体的力量传播和放大，其对大众社会心态的塑形力量进一步增强。

公共事件应急反应滞后会对传统社会矛盾场域的环境不平等（即负面环境后果在异质化特征的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健康不平等（即健康指标在按照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区域等各种社会因素划分的异质性人群之间的差异）等问题起催化作用，并不断引发公众热议，焦虑、愤怒等情绪，赋予了群体心理及集体行为极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新媒体时代，民众的心态“感染”涉及的人群更广、传播速度也更快，有社会学者将此称为“流行病心理”。而且很明显，不适宜的“流行病心理”必将成为影响社会整合、团结与稳定的隐患。

学界的一项研究认为，研究公众在社会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把握公众所思所想，所以在线数据相应地成为研究群体社会心态的重要资源。在此情境下，随着由人工智能学科快速发展带来的数据挖掘与处理技术的突破，尤其是上述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结合对于国家在经历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加速分化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和结构性的问题、矛盾与风险并发可能会进一步触发中国本土社会风险及其衍生的社会性问题的实然，我们认为，由此而来的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行为规律及公众情绪在社会空间与网络空间的特征分析及由此引导而出的社会治理等相关研究议题就理应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实务界的重要关切点。

梁启超曾经说过“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也，未有能御者也。”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因此，我们立足于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景下人们网络社会心态的衍变及由其引申而出的社会治理这一重要公共议题的探讨就有着切实的意义了。

立足这次作为一项重大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在物理空间层面的传播情景，大众对其风险感知定当存在差异，从而带来大众社会心态及其在网络空间呈现的变化，并可能衍生出大众社会行为的一些演变与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后果。

因此，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即是要立足于系统的文献梳理与严密的理论诠释，尝试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在网络场域的情绪呈现与引导层面，引入系统的理论分析视角，并初步建构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以为后续相关的探索性实证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化的应然指向。以此，我们才可能在国家治理层面，在风险社会的实然情景之下，在对于现代社会结构性特质方面的人类处境进行勾勒的基础上，促进更多的学者开展具有学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积极意义的针对于民众社会心态及其在网络场域的呈现与引导相关的系统性研究。

一、风险社会理论向度下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风险社会的理论向度

1986年在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其产生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在社会发展的场域，给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加注了一个名曰“风险”的显著标示。以此为转折节点，风险与和谐、危机与平衡的纵横交错中不断朝向和谐状态的过程成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常规态势。

理论向度上，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这一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的专著，其首次提出并分析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个概念，而自此以后，“风险社会”也成为了人类观察和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有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已经被各样的全球性灾难所勾勒出来（吉登斯，2000）。

而关于现代社会的人类处境，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颇具概括性地从现代社会的某些结构性特质方面做出了系统论断，他指出，从欧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与英国的理论家分别提到的“不稳定性”“不可靠性”和“风险社会”“不确切性”“不安全性”……上述的经典概念在异质性的人类困境等方面对多个维度的和多层意义的不可靠性(Insecur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不安全性(Unsafety)的联合体验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捕捉和诠释（鲍曼，2002：250）。

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社会学家们已然非常敏锐地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结构性特质方面，刻画出了作为“人类”的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曾经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以及未来将要经历的时代性境况和存在性体验等。

当代社会正在迈向有着空前加剧的“风险强度”与空前扩张的“风险环境”特征的全球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全球视域内的“四性”，即不可感知（性）、不可计算（性）、不可控制（性）与不可逆（性）。

也就是说，现代风险的时间影响是持续的，可以影响到后代，空间影响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与社会文化两种边界的限制。其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已经有着无法确定与不可预见的特征，远远超出了传统风险。而另一方面，现代风险可能具有的突发与快速传播性，会导致风险后果在时间、地点和人群上也难以预测和控制。从此次在全球传播的COVID-19疫情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看来，全球风险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正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学者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一场学术对话中所言及的“共同世界”(Common World) ——一个因为是无“外部”、无“出口”、无“他者”特征的世界，所以，只能是由身处其中的人们共同分享的世界。

（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学反思

如同当下仍在全球肆掠的COVID-19疫情一样的系列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造成了对社会公众健康的严重损害，但学者们指出人们在考虑这些事件的卫生事件特征外，应该关注其作为“突发”与“公共”（事件）的特征，并因此在更为深层的社会基础之上形成反思——关注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风险控制议题。

在中国情景之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使缺乏制度嵌入的群体茫然失措形成社会风险，并可能加剧风险社会的“风险强度”。

风险，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激发后的社会风险的传播或言扩散是一个过程，起初在一些地方先期出现风险，处于“风险场”的人们（被风险侵害的或离风险近的人们）在舆论空间传播风险，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舆论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归一就加剧了诸多散点式存在的所谓“流言”的传播——从积极的维度来看，正是这些“流言”对“风险场”之外的人们产生“提醒”的功能，并因此成为了大多数人们了解风险的通道；而从消极的维度来看，当产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们，尤其是上述那些最初处于“风险场”最远端的人们，在通过“流言”知道风险时，他们根据其既往经验，难以找到应急的对策，因而不知所措，并且，一群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知如何应对的人们在心理与物理的空间内汇聚起来，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安全风险。

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景下，在流行病学的关注之外，还需要关注到其在社会层面的事件传播、群体性焦虑、（可能的）公共危机，并由上述特点衍生而来的社会失序等，而在学理层面而言，学者们认为突发性公共事件具备的突发性和公共性特征，特别是后一种（公共性）特征，使得对其产生控制作用的的主体和责任都应该是国家。

所以，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必须要予以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层面的研究，并进而需要国家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有效控制。在中国语境下，结合这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事件，我们从中国社会体系来看，可以发现，各地（尤其是这些地方的城市地区）的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在应急管理能力和卫生资源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虽然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国务院就提出在社会管理领域要建立应急预案机制，并在2003年10月，经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形成以‘一案三制’为代表的第二代应急管理系统。”

但是当上述COVID-19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部分城市的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依旧得以显露，并加剧了属地的社会风险。

实际上，这次COVID-19疫情的防控，国内在较长一段时间更多是从临床医学学科，公共卫生学科，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研究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与研究，从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角度进行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实际上，社会学视角下，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 Marshall）基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分层理论进一步发展而出的基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与政治权力的分层系统而成的“地位群体”概念就是一种很好的概念分析工具。

其实从这次疫情于特定空间结构（城乡与区域人口流动的特殊空间体系）的风险差异，以及地域的疫情风险在医学层面之外更多受到不同地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的实然来看，其正是“地位群体”概念在中国大地的现实演绎。恰是因为社会科学层面在早期介入的缺位，这次疫情带来了从社会物理空间到互联网网络空间呈现出的系列社会风险问题。

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景下，除了关注旨在促进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提升城市抗击突发事件能力的城市疫情风险评估外，还必须对之形成理论上的社会反思，在适宜的分析框架内关照于由此衍生而出的各类社会风险，及其社会后果的全方位立体刻画与评估等，并以此推动相应的社会政策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