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紫金传媒智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女社会学家论坛”在南京大学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近30名女社会学家齐聚金陵，分享她们的家国情怀与最新研究。我们将分上下半场进行推送以飨读者。

　　家国情怀与女性话语（上）——

　　第二届中国女社会学家论坛开幕

　　昨日上午，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紫金传媒智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女社会学家论坛”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开幕。这是时隔四年之后，该论坛再次落户南京大学。

　　本次论坛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十多所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杂志社20余名女社会学家们，她们在论坛五个单元中发表主题演讲，这其中既包含女社会学家作为女性的切身日常体验和反思，也有她们作为社会学者对家国天下的思考，论坛精彩言论吸引众多听众。我们将分为上下半场分享这些优秀女社会学家们的观点。

 

　　现场观众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忠

　　在开幕致辞中，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教授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对我国社会学而言，这既是趁势而上、加快发展的大好机遇，也是立足中国、直面问题的艰巨挑战，需要各位社会学家积极参与其中。女性因其与生俱来的重视人对变化的敏锐，善于倾听沟通，关注人性等特质，在社会学研究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女性往往能从不同的视角，去发现社会热点、剖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各位女社会学家正是推动社会学学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四年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女社会学家论坛，中国社会学发展日益勃兴，不断有优秀女社会学家涌现，影响力也不断彰显。除了传统的家庭、婚姻、性别等研究领域，在社会学其他诸多领域越来越多地活跃着女社会学家的身影。他期待各位女社会学家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和担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充分交流思想，全面展示成果，积极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友梅

　　在嘉宾致辞中，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李友梅教授表示，中国社会发展正面临新的形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新时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不仅与我国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征程相遇，而且与全球化和信息化复杂的变化紧密联系。面对新形势，我国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社会体制、社会治理体制以及社会系统现代化的建设任务变得更加紧迫。故此，中国社会学建设也面临新任务：中国转型赋予社会学双重社会使命，一方面要从规律层面对千差万别的社会群体，就如何达成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当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融的社会共识做出解答；另一方面，要从逻辑层面阐释处于世界复杂格局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特有的理性。而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从规律层面和逻辑层面，为化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女社会学家的学术贡献，将有赖于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建构的质量，当代女社会学家正在勇挑新担。她希望中国女社会学家能够以的学术关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为推进中国社会学学术知识的积累做出重要贡献。

 

　　紫金传媒智库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晓虹

　　在致欢迎词中，紫金传媒智库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认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之所以连续两次致力于女社会学家论坛的创办基于四点认识：首先，这个世界是由两性组成的，女性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视野、认知和情感，她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万世万物，尤其对生活其间的社会具有与男性相左甚至迥然不同的视角；其次，女性作为社会生活一半的参与者，在社会结构、职业生涯和人生成长过程中可能和男性不一样，甚至在很多地方，她们社会地位、参与社会的机遇，甚至受教育的可能都受到了不同的压抑，所以她们有权也有能力对这个世界和现有的社会结构做出自己的建议、看法、不满甚至批判；再次，所有的女社会学家们作为专业工作者，一样构成了社会学重要的研究力量。就专业工作者而言，不能无视女社会学家作为专业工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第四，女社会学家们的成功、对于事业的专注，女社会学家和男性不一样的独特视角，将鼓励年轻女孩子们树立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和献身社会的信心，希望在这里听到女社会学家的精彩讲演。

　　开幕式结束后，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教授，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李友梅教授，紫金传媒智库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为参会的24名女社会学家佩戴绿玫瑰胸针。

　　第一单元：家庭、性别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吴小英

　　在题为《家庭研究与政治正确》主题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吴小英研究员认为谈论家庭问题要从个人层面和国家社会层面来考虑。在个人层面，家庭具有私人情感或生活共同体的意义；对国家来说，家庭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之一，自有一套意识形态和观念在背后支撑，既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想要规制的一部分。当今社会学讲家庭时都讲核心家庭，核心家庭理论建立在现代性理论框架里，其前提是公私分开，即家庭和工作分开，这个边界是非常清晰的。然而从中国传统来看，家庭很难有边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和私。阎云翔教授曾指出，市场经济社会下私人生活发生转型有了自我概念，个体之间开始建立边界，这使得个人在家庭中间变得重要，但我们没有真正达到西方意义上完全个体化的进程，还是一种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在谈论家庭时，有国家介入，这个意义上家庭不可能脱离政治，它既是私人单位也是政治单位。正是由于复杂的左右两翼和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糅合，家庭研究面临着多重焦虑，或者说在本土化过程中，家庭研究还与性别研究之间形成对峙和对垒，都给家庭研究带来复杂性。她指出在国内性别与家庭研究之间，中产白领女性和自由直男癌之间的争论等，都必须把国家放进去，才能真正做家庭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学会妇女/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佟新

　　在主题报告《男女有别与知识生产》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回应了社会学界有关性别的争论，试图揭示一系列与女性学术能力有关的惯性思维，思考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性别偏见”的来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反思有性别的知识界产出的知识，是否具有性别意义以及未来的可能出路。男性通过建立父系家庭化的知识共同体，获得了优势地位，建构了“男女有别”的心智活动能力，将女性的心智活动能力不断矮化和无意义化，这是一个社会分类的过程。她回顾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关于“男女有别”的讨论，认为男性知识分子心智互通的渴望和心心相印的心理契洽，形成集体意识。她回应了赵鼎新教授关于“中国男女不平等的归因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是带着很强的男权思想的男性为救亡图存而发起的运动，女性在这场运动当中主要是被发动和被解放的对象”的说法，她认为女性一直是知识的主体，但女性的经验、追求、发声和反抗，为有这种性别偏见的知识和知识共同体所排斥、拒绝和放逐。通过讨论陈衡哲的“造命”概念，佟老师认为出路是回到费老，从文化自觉、文化对话到荣辱与共。第一要强调造命，无论男女不仅要倾听女性的声音，更要把生活经验上升为知识。第二作为共同命运，被排斥者、被污名者应有能力建立联盟。在今天的论坛上，终于由女性做主角形成群体，让持有偏见的群体感受到被污名者的抗议，这不仅可以创造知识，也能形成压力、进行反思。第三从费老文化自觉出发，追求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地位、经验和声音。她最希望看到的，不是谁强谁弱，都是知识共同体及伙伴关系，寻求伙伴、寻求倾听、寻求对他人之美的了解。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

　　在主题演讲《中国婚姻变迁的走向及其政策应对》中，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安琪研究员探讨中国婚姻变迁的特征和路径，探究西方家庭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今中国婚姻有多重迷思：迷思之一是单身潮来袭，但未婚人口增加并不等于单身潮来袭，人口普查中单身人口比重增加并不等于单身家庭在中国流行，中国结婚率并非持续降低，很大程度上受年龄结构的影响；迷思之二是同居不婚流行，中国现在对同居接受程度有所增加，把同居当做结婚的前奏和准备，不以结婚为前提的同居很少被接受；迷思之三是非常规家庭速增，调查显示中国单亲、再婚、不结婚和丁克家庭比例较低，此种意义上，家庭变迁和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迷思之四是闪婚闪离特别流行，媒体在其中有很多误导，离婚率30多年来一直持续上升，把离婚率升高都归结于独生子女的缺陷人格也并无实据；迷思之五是婚外情泛滥，权威的性学研究也表明婚外情在增加，但多伴侣不等同于婚外情；迷思之六是少女妈妈，与国外相比，我国未婚先孕比较多，少女妈妈比较少，中国婚育很大程度上受到计划生育国策影响。徐安琪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条件、人口政策、转型模式、法律、平等推进的进程、文化价值和民主传统与国外都有较大差别。国人亲密关系的形成、互动和解体，更多受到制度性社会规范的制约；去传统化、去制度化以及多元化关系等后现代特征，离中国现实状况非常远，中国婚姻的变迁更多是历史延续性和渐变的特征。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计迎春

　　在主题报告《马赛克现代性：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再制度化》中，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计迎春教授认为，马赛克家庭主义讨论的是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杂糅，在中国转型社会里，现代化和传统不是二元对立，而是杂糅交错，并存或者是融合。计迎春教授认为，马赛克家庭主义是代际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其中还有性别的模式。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过程中，儒家传统与新自由主义相遇，且握手言欢。她认为即便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但男女在性别平等的观念上是不同步的。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公私分离的状态，即以前单位体制瓦解了，个人需要去承担家庭责任。个体家庭承担在传统上被定义是女性的责任，因此女性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家庭责任，性别分工深化了。在劳动力市场又出现了性别隔离、歧视，也就是在这种公私分离状态下，影响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地位，激化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儒家传统对性别关系、家庭关系的影响源自其核心中的男尊女卑，或者是性别角色中强调女性的婚姻家庭的角色。在新自由主义和儒家牵手的背景之下，首先凸显了家庭重要性和主要性，转型导致没有终身雇佣制，没有单位解决家庭工作的冲突，又没有一个健全社会体制，导致出现风险社会。市场化、全球化，家庭就成为最后的堡垒，然而代际共生的模式中依旧存在性别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

　　在主题报告《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从性故事的讲述看“叙述”的陷阱与可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盈盈试图去关注研究领域的故事讲述，如何解读听到的故事，如何透过讲述的片断去想象不被表达的图景，如何促进更好的故事讲述，如何创造可能的讲述空间与社会条件，并且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提出一个批判性的分析框架。她从三个角度阐述了这个框架。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张文宏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随后对第一单元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吴小英老师的演讲，表面上看是研究家庭问题，实际上把家庭问题放到社会结构当中，放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来思考。这是宏观视角来看家庭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有重要性，更重要的在于将具体议题研究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这使得家庭研究进入到核心领域。佟新教授报告中提到的“冯钢事件”，是对知识共同体生产有益的推动。男女有别的概念也具有非凡意义，该报告也带来了新的研究议题。徐安琪老师的报告，通过人口普查以及抽样调查的数据，展示了变化的趋势，关于中国婚姻家庭变动的趋势，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通过数据回应了社会上的流行观点，为公众提供了正确判断。计迎春教授报告提出了马赛克家庭主义，解读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变化，特别是在观念层面上既有西方又有中国传统的，在中国转型大背景下成为塑造新的家庭制度的核心价值。黄盈盈教授的报告中提出的性社会学的核心要素、分析逻辑和分析框架为我们带来了新思考。李凌静老师报告的核心部分梳理了齐美尔关于男性文化、女性文化的观念及行为，在性、爱情和劳动分工人际关系表达等方面的差别，让人受益匪浅。张文宏教授希望更多男性社会学家能积极参与这种以往被女性社会学家特别关注的领域，才可能最终实现男性和女性社会学家的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繁荣。

　　第二单元：国家、社会与公民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艳玲

　　在主题报告《保护家庭：当前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中，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艳玲教授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公共治理的视角来讨论家庭问题。何教授系统论述了家庭对于整个国家制度设计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通过大留守、离婚弱者、儿童暴力等零碎现象去挖掘出相对结构化的解释，即家庭不在场的治理。中国转型过程，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应市场而不是社会的转型,这导致了转型中的“家庭陷阱”。何教授认为，家庭失去保护，转型之痛从“少数之痛”到“人人之痛”，意味着国家必须建构基于家庭保护的全新的责任链。好的治理关乎人本身的悲欢喜乐，未来的治理，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如何让多数的声音建构决策，让少数人的声音改善决策，让不能发声的人发声。通过基于家庭的治理变革，可以规避更大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冲突！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紫金传媒智库秘书长闵学勤

　　在主题报告《中国基层治理的在线化及其演化》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闵学勤教授以南京市鼓楼区和栖霞区两个实验区为例，从三个维度来表达基层在线治理正在行进中的样态。第一部分是在线治理正在掀起一场真正的变革。移动互联网和中国基层治理多中心化迎面碰撞，对基层治理的在线化提出诸多挑战，作为行政末梢的基层政府退无可退。通过对比中国五大城市基层治理数据，正在导入在线治理的南京两区正在大幅提升基层政府的声望；第二部分，闵教授通过展示正在实验的掌上社区和云协商等在线治理模式，表达在线治理的共在、共处、共商和共融特征；第三部分，闵教授认为就未来而言，在线基层治理正在重塑社群社会、并敦促基层政府从单边行政管理向多方协商治理演化、以往的网络问政正在向“在线助政”演化，基层政府也正在向电子政府和移动政府转化。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燕华 

　　在主题报告《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邓燕华教授指出政治效能感分为外部政治效能感和内部政治效能感。内部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够理解并参与政治的感知，而外部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对政府部门能够回应公民需求的评价。

　　学界对政治效能感多有研究，但已有文献更主要用个体因素对之加以解释，缺乏宏观的分析视角。邓教授的研究结合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相关县域信息，探讨区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我们发现，就均值而言，外部政治效能感随县域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我们进一步发现，县域规模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作用不同。县域规模对处于低分位上的个体影响显著，但对居于高分位上的个体几乎没有作用。

　　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区域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为同时具有低外部效能感与高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个体更容易参与集体抗议活动。邓教授认为当前的城市化多采取简单的人口集聚的方式，这可能降低民众的外部政治效能感，从而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但是，推广在线治理和扩大管理分权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人口过度集聚导致的潜在的社会压力。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纪莺莺

　　在主题报告《当前中国公众参与的多元动力基础——一个尝试性的解释框架》中，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纪莺莺副教授着重讨论了当前中国公众参与的多元动力基础。以往研究论述了市场化转型和政党国家的治理体系，还有社会力量的组织化，这三个力量之间是相对性的关系。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普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及个人财富增加，会导致一个更负责任的公民群体形成。社会组织的崛起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于基层的民主协商都有正面的作用。最有张力的部分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在中国似乎政治性跟公共性之间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纪莺莺认为当前社会组织化背后，国家推动力量大于市场转型，市场化也许提供了机会和社会组织的要素，但是如何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国家制度环境。总体来说，政党国家治理体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然是主导性的。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随后对第二单元所有演讲提出中肯建议，认为每个研究都有深入和改进的可能。何艳玲教授报告可从三点进行深入，首先需要探究中国家庭是否有过主体性，其次改革回应的是市场不是社会，但是要注意时间感和中国内部的差异，最后还要注意权力。赵教授肯定了闵教授报告中关于在线治理的好处，但是社会学家应更注重批判视角。邓燕华教授的研究模型中还可以加入其它自变量，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数量和研究城市的地理区位。纪莺莺老师的研究结果需要细化对行动者、国家治理、社会力量和国家政策等概念的定义，才能把理论做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