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是什么“学”？其要义不是“人文”经济学，也不是人文“经济”学，不能将人文经济学只当作经济学来研究，否则很可能依然局限于学科思维的牢笼，无法真正将人文和经济辩证整合。人文经济学是“人文经济”学，其精髓是人文与经济的合璧，是二者辩证互动所创造的成果，如果一定要将它归之于某种“学”，那就是人文经济一体学。我们必须走出学科思维，建构文明思维，在中华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国式”意义上理解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的开篇就断言：世界历史是由经济力量和宗教力量两种力量形成的。物质世界中根本的力量是经济，精神世界中最高的力量是宗教。“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这一命题揭示了人类文明的两大基石，这就是经济以及以宗教为核心的人文。但是，这个解释存在内在的明显局限。虽然他认为宗教和经济两种力量在经济学（准确地说在政治经济学）中必须同时存在，因为经济学本质上是创造财富而不教人如何发财的学问，但在他的研究中，这两种力量并未真正合一。更大更深刻的局限在于，它只对于西方文明具有解释力，对中华文明史并不完全适用。中华文明的基本力量是什么？宋明理学家程颢说：“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中国文化是伦理性文化，中华文明是伦理性文明。对中国来说，跟西方相近的、相通的是生活世界中的经济，而在精神世界中最根本的力量就是伦理。所以，伦理和经济如何整合就构成了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正如朱熹所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20世纪以来，人类世界的最重大的文明觉悟是文化觉悟，准确地说是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觉悟。20世纪初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现代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秘密，就是改革之后加尔文教即新教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文化动力，即新教伦理所造就的“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解放了人们的谋利冲动，又把这种冲动牢牢锁定在伦理的合理性范围内，如果不按照宗教伦理的指引获利便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由此建构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所谓“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本质上是宗教与经济，或人文与经济一体化的西方文明的理想模型。上个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发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矛盾不是经济矛盾、政治矛盾，而是文化矛盾，而文化矛盾的核心是经济冲动力与宗教冲动力的分离，要解决现代西方文明合理性的问题，必须重新把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相整合。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将西方世界20世纪的文化发现延伸到对于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的研究。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各种文化部落或者文明体之间的冲突，而诸文明体、文化部落是以不同的经济和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的价值观为基础而形成的不同文明形态。

近现代以来中华文明的重大觉悟，同样是文化觉悟，准确地说是以伦理觉悟为核心的文化觉悟。不同的是，它是基于落后挨打，基于对经济发展迟缓的沉痛经验，以对传统文化的深切反思为主题，以由近代向现代、乃至包括改革开放等重大社会转型时期所形成的巨大而深刻的文化热为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是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觉悟的成果，人文经济学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不只是经济，也不只是文化，而是以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为基础和基本问题的人类文明的合理性和现代文明形态，尤其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问题。

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对现代文明的中华形态建构有何意义？它至少可以对解决现代文明的三大前沿课题作出创新性贡献：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文化与经济的共生共荣；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

人文经济学不只是经济学，不能将它局限于经济学的理解和诠释，它不只是具有人文关切、体现人文价值的经济学，其根本理念不是以人文或文化为工具而发展经济、建构经济学，否则人文或文化将沦落为工具价值，人文经济在现实形态上将沦落为文化产业。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合理而充沛的文化力或人文力，为经济社会的健全和持续发展提供人文动力。由此，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悠久而深邃的文化资源，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成为现代文明的巨大人文力量，而且赋予现代文明和现代化以中华形态和中华气派。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经济学本质上是文明学。中国式现代化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之学。

贯彻人文经济理念，既要在理论研究层面取得新进展，又要在实践层面取得新突破，其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就是建立人文经济一体化的咨询决策系统。在咨询决策方面，要实现人文经济一体化的自我超越，实现人文和经济的更好整合。其着力点和突破口是：走出专家思维和专家依赖，加深人文和经济两大领域专家学者的对话交流，建立人文经济一体化的智库系统和决策机制。比如在城市发展的人文含量、乡村振兴、老龄文明建设等现代化的顶层设计等方面，以人文经济一体化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念理论、体制机制等，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作出前沿性的探索和新的贡献。

（作者为东南大学人文资深教授、道德发展智库首席专家，江苏社科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