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群体也伴随着不断地重新分化与整合，其中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与农民工之间仍处于分离状态之中，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日益增多，第一代农民工年龄也逐渐步入老年，也将进入留守老人之列。如此宠大的群体，长期处于亲情分裂与割离之中，缺乏基本的人伦关怀与道德情感，更难说在日常生活中践履道德了。对此，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调查与思考。

　　对于农民群体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来说，具体而言，可细分三大群体：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农民工。其中，农民工无疑是主体，又可以分为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 留守儿童长期远离父母，得不到应有的伦理关怀与道德生活，留守老人也是，特别是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别离，导致于在道德情感、求学与心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对留守老人来说，传统孝道日益衰落，不同程度地出现养老危机，精神世界方面畈依宗教信仰，尤其基督教信仰人数日益增多。对长期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处于不断地分化之中，老一代农民工体现是以生存伦理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则交织着生存与发展伦理双重方面，有着强烈地发展伦理方面诉求。对于江苏本省来说，主要是农民工流入之地，外地打工农民工者主要是苏北地区。虽然农民群体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方面呈现与全国农民群体相似性一面，但外出务工人数相对较少并在主要在本省之内流动，所以并不具有代表性，故本文并没有对江苏省展开具体来阐述，而是就全国某些或某个典型地区来进行论述。

　　一、留守儿童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1、就留守儿童来说，目前全国留守儿童高达6100万之多，由于父母监护的长期缺席，这一群体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首先，道德教育缺失，道德情感淡漠：这种状况是从从道德教育缺失→道德定位(判断)模糊→道德情感淡漠→道德教育危机的这一系列的过程而引发的。

　　其次，求学思想不端正，法制观念较淡薄：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问题儿童”偏多，他们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和行为准则，对人相对比较冷漠少情，一般不主动帮助他人，久而久之，成了内心世界封闭、道德情感冷漠、法制观念淡漠的“边缘人”。

　　再次，心理呵护不足，问题心理突出：因为家庭完整度不存在，农村留守儿童得不到基本的心理满足，他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缺失了心理交流机会，这种情感障碍会加剧留守儿童的自卑心理；二是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留守儿童产生仇恨、仇视的畸形心态，这些儿童往往表现出脾气暴躁、自律能力差、易冲动、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三是因缺少正常的家庭氛围，留守儿童普遍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偏差，会严重影响留守儿童的交往能力和社会化过程。

　　2、提高农村留守儿童伦理关怀与道德生活的对策与建议

　　其一、坚持正确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只有很好的发展了农村经济，富裕了老百姓，农民的问题及农民工留守儿童的问题才能解决。当地经济发展了，农民打工不离地，农民自然就与自己的子女在一起生活接触的机会，享受着天伦之乐。

　　其二、加大社会关注力度，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社会各界要关心留守儿童，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应加强媒体宣传，增强社会的关注程度，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教育部门应制订有关留守儿童的监测体系，明确监测办法，在全局上整体地、动态地掌握留守儿童的情况。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工会、村委会、派出所等组织的作用，建立社会监护体系。同时，发挥多个部门的合力，适当地创造组织留守儿童与其父母相聚的机会与条件。

　　其三、加强教师角色的作用：教师在学生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始终是领路人的角色，而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教育,他们不仅作为道德的领路人，而且应该在其成长的历程中、在其父母鞭长莫及的情境下帮助留守儿童树立适当的道德目标，并确认和协调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指导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创造丰富的道德情境，激发他们的学习道德动机和兴趣。教师在道德教育工作中，要不失时机地引导他们树立强烈的道德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的自理道德能力，在实践中体验道德的价值。

　　二、留守老人的伦理关系、道德生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1、留守老人生存现状、人伦关系与道德生活现状及其原因：与留守儿童相应是农村空巢老人的伦理关系及其道德生活归属问题也日益突出，其突出的表现为“孝道”的衰落以及老人加入“基督教”人员日益增多。

　　在乡村，如有空闲，老人们的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喝酒吃饭、看电视、 打牌和搓麻将，文化生活上比较贫乏，这为外来宗教尤其“基督教”的传播与信仰带来了机会。尽管在与国家伦理关系方面依然没变化，老人们有事先找政府或者最后由政府来裁决，而在个人生活伦理与道德方面，家族宗族观念日益淡薄，人际关系日益经济化，亲情伦理一定程度上弱化，突出的表现是传统孝道的衰落，养老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危机。

　　养老危机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的神圣性有所动摇。父母亲情关系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公众舆论在老人赡养的问题上难以继续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当代社会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这一系列因素在支持着乡村老人失养状态的存在。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日益流行于市场中的新道德观，两代人更多地有时更多的呈现出一种理性的、平衡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有对等地给予。这些诸多方面因素都导致了今天乡村社会的养老危机成为了现实。

　　2、留守老人的人伦关系及道德生活改善的对策

　　其一、善守孝道，具体要求如下：

　　（1）身为中年的子女在社会中具有双重身份，既为人父又为人子，在整个孝道文化的实现中起主体作用。这就需要大家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作为中年子女的尤其要善事父母，把对父母的照顾摆在重要的位置。以自身来带动自己的子女，至少是身边的人，让他们知道孝道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

　　（2）要让子女从自身做起，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薄弱的孝道观，灌输关于孝的思想，这就离不开整个社会的作用。即加大提倡孝道文化的宣传力度，各社会团体、公共组织以及政府机构把孝道文化的宣扬提上日程中，作为一项基本工作去执行。

　　（3）在子女善事父母的过程中，由于现在有农村也像城里一样，越来越多的是独生子女，夫妻双方不仅要赡养4位老人，还要抚养小孩，压力很大，这时政府的作用就不可缺失了。现在国家所实施的农村低保、农村医疗保险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女的压力，但是减轻的前提是这些措施能够切实执行到位。同时发挥民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不孝的行为与思想进行抵制与谴责。

　　其二、做好乡村宗教的疏导工作。宗教信仰问题反映着乡村老人精神依托与精神归宿的问题，也反映了农村老人所依赖的家族的人伦关系及道德生活的空无化所导向的必然归宿，对远离自己的子女的他们，他们的无法在子女的享受到人伦之乐，其精神寄托及精神归宿无所归，宗教对于他们来有所很大吸引力。从已调的结果来看，当前乡民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同时老年人构成信教主要群体。鉴此情形，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作用，建设和完善乡村的各项文化生活设施，培养农民文化生活素养，如开展乡村内农民大联欢活动，由村民自出节目；设立乡村图书馆；建立文娱广播站；开展村民讲堂活动等从而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改善村民精神风貌，从而填补村民农暇时的空虚，更能积极充实饱满的精神生活。

　　三、 农民工的伦理关系、道德生活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建设

　　农民工是当代农民群体的主体，是农民群体生存资源的供给者，他们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变化关系带动与影响着当代农民群体及农村人伦关系及精神风貌的变化。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方面的一方面“层化现象”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沙漠化”、“孤岛化”现象日益严重。

　　1、农民工思想道德变化及其现状：

　　当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出现了明显的“层化现象”，也就是说农民工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不同农民之间差异性明显，出现不同层次不同层级不同年代的农民工，相应地思想道德文化生活也出现不同的要求与表现，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断裂，人们的生存状态表现了种种地不安与顺从，这是农民群体伦理标准的缺失的表现。从农民工对社会的认同感来说，收入层次越高的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越明确，并且这种预期很大比例上是乐观的预期，也觉得社会越是朝着公平的方向发展；而收入层次越低的农民工，他们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预期不明确，就觉得社会越来越不公平。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表现着多方面的不同。方面显然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理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有着不同。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53亿，外出农民工1.59亿，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近1亿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2.9%，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这一群体在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却无时无刻不品尝着陌生的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2014年“80”后农民工人数达到1.2528亿，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在推进，现今天约达近1.5亿。他们虽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的乡土观念、血缘观念、家庭观念逐渐淡化甚至日渐被抛弃。相较之下，年轻人更愿意接受与选择在城市居住生活、生存与发展。这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屑于过乡村的生活方式，觉得乡村的生活方式是落伍的。由此可知，对广大的乡村青年人来说，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日益失去了吸引力与自信力。随着长期要外地务工漂泊，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正乡村失去集体记忆、身份认同及其归属感，他们不可能返回乡村中过着农耕的生活，乡村对他们越发陌生，回去只是暂时逢年过节的匆匆过客而已。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愿意做“五最”，即报酬极低的所谓“五最”（最苦、最累、最脏、最险、最差）的体力劳动。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自愿接受低于城里人而处于“二等公民”角色，在他们看来，生存伦理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而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来城里打工，并非仅仅为了谋取维持生存，而且为了更好地发展，强烈地需求与城里人享受着同等待遇。

　　2、改进农民工伦理关系及道德生活之对策：

　　其一、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农民工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心理上的被双重“边缘化”的进程中，我们应特别注重城乡协调发展，除了要注重物质层面的协调建设以外，更应重视城乡人民社会心理与思想道德层面层面的和合，从而提高与加强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关注农民工文化生活，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加强对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保障，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以文化的力量为农民工架起一座融入城市的桥梁。农民工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的改善真正地有效性最终依赖于“城乡二元分化”体制的彻底破除和“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的真正形成。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主导下，推进城乡制度变迁，加快制度废除与制度供给的进程。

　　其二、加强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使其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得以的提高具有可靠的途径。我们把社会支持网络分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正式的制度化社会支持网络两类，其中制度化的社会支持网络，我们可以从参与网络和保障网络这两方面分别予以分析。现在，一般将社会支持网络视作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

　　其三、农民工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自觉地从“心理”层面融入城市文化生活。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和期待，关心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迫切需要构建党委负责、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公众积极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工作格局，最终使农民工成功地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融入城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融入，由农民工身份变成工人身份，由农民变成市民，新生代农民工最终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是文化精神生活方式的融入，由原有的乡士生活意义逻辑的消解到新的是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过程。

　　四、总结：守住底线伦理、关注发展伦理、善待宗教信仰

　　从整体上来看，农民群体的人伦关系与道德生活的游离与剥离状态之中，伦理关系与道德正处转型之中，在原有的人伦关系与道德生活已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下，新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还远未有效地建立起来，农民群体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处于失衡之中，良好的人伦生态与道德生活无法一时建立起来，各种宗教寄托与新的伦理关系与道德情感参与其中，需要做好三点工作：

　　第一、守住底线伦理：对于乡村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来说，其底线伦理问题是人的基本伦理关怀与基本的道德情感需求能否得以满足的问题。从常态上来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与农民工本应共居一处，享受天伦与人伦之乐。就留守儿童来说，长期与父母的别离，伦理关系处于撕裂之中，得不到应有的伦理关怀与道德情感，这会在儿童身心方面留下巨大的创伤，等他们长大成人成家之后，这种创伤会在无意识到波及伤害到他们的下一代。对于留守老人来说，晚年如得不到应有的赡养，人生的幸福感也就无何谈起。

　　第二、兼顾生存伦理与发展伦理：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外出务工还是只是为了谋生，为了挣钱养家户口，甘愿处于社会上“二等公民”的境地。而对新生代农民来说，生存伦理与发展伦理相互交织着，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外出务工的主体，发展伦理的问题日益显得突出。对新生代来说，外出打工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想是为个人更好地发展，他们不仅在努力地工作，同时在努力着提高生活的层次与品位，能享受人生乐趣，特别注意个人将来的发展问题。

　　第三、正确料理宗教信仰：对留守老人来说，宗教信仰会朝着两极摇摆与游离之中：但老人们得不到基本的伦理关怀与道德情感的需求与满足时，得不子女们的关爱与有关组织或领导的关怀，他们就易于向宗教求助，来寻求精神寄托与情感归依，依昄于入宗教之中。一旦家庭或家族满足了老人们基本伦理与道德就会返归家庭与家族伦理之中。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的生存方式不断地由村落走向社区，由熟人世界逐渐向陌生人世界的演进，他们主要忙于生计问题，但同时他们有着伦理关怀与道德情感的需求，信教是对他们生存压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正因如此，需要合理区别对待乡民的宗教信仰问题。

　　（省首批重点高端智库“道德发展智库” 丁成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