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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扩大内需的国内与国际双循环能否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2020-08-14 15:28:00  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作者:沈春苗、郑江淮

摘要

基于扩大内需的国内与国际双循环,即内需型经济全球化,能否在国家之间实现包容性增长?本文采用2008-2016年3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和2008-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扩大内需的国内与国际双循环能够促进国别间包容性增长;却不利于国内包容性增长;内需扩张对国别间包容性增长影响效应受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的调节,而对国内包容性增长影响效应受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和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共同调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应加快推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统一市场建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强化功能性产业政策等政策思路。

研究背景

面对国际经济“新平庸”和国内经济“新常态”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采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战略难以为继。立足内需参与全球经济循环进程,以虹吸国际创新要素发展本国创新经济的内需型经济全球化战略,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面对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和国内创新能力滞后的现实约束,利用内需规模优势吸引高质量外资集聚,助推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进而构建国家价值链,成为重要的战略取向。

尽管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整体社会福利提升,但也受各国、企业或个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和在价值链分工中位置的影响,福利分布通常是不均匀的。换言之,在国别间及各国内部总是存在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在分工深化使各国利益彼此相依的背景下,如果国家间或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间的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那么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只有秉持包容性增长理念,才能进一步贯彻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

很自然的问题是,中国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能否推动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对国内不同群体的利益又将发生何种影响?本文将内需规模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引发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竞争纳入存在“熊彼特式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从效率(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与公平(国别间经济增长收敛和国内收入分配差距) 两个维度出发,全面探讨扩大内需规模对开放视角下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典型事实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实施深度的经济全球化,既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内在要求。图1描述了2001-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和“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动趋势,从中可以看出:(1)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为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于平稳波动状态。该阶段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内需型经济全球化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逐步让位于消费驱动方式,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且基本处于稳步上升态势。2009-2017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3.2%,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03.2%,其中,消费年均贡献率高达56.9%,高出投资贡献率10.7个百分点。

图1 “三驾马车”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

内需型经济全球化战略,从全球化治理模式看,是东道国本土企业借力内需优势发展创新经济,就是力求从低端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向构建以其为主的国内价值链转变,进而实现从“俘获型网络”到“均衡型网络”分工的演进。在内需型经济全球化战略下,扩大内需政策能吸引高质量外资,外企也会高度重视本土消费市场,增强在本土市场设立地区甚至全球研发中心的意愿。此时,在外贸增长放缓、创新政策激励及高质量外资进入引致竞争加剧的共同作用下,本土企业的创新动力随之增强。

我们首先从创新投入视角用研发机构数和研发力度来表征外资质量和本土企业的创新意愿,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提供的规模以上外企投资数据和本土企业研发数据,对相关指标进行整理和计算。图2分别刻画了2001-2016年外企在华研发经费支出、研发强度(用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衡量)、外企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数以及本土企业研发机构数量的变动趋势,由图中可以看出:(1)外资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数、研发支出及研发强度总体上都呈平稳增加态势;(2)本土企业研发机构数比重呈显著U形变动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本土企业研发机构数量不断增加且上涨态势明显较快。

图2 外企和内企在本土市场的创新意愿:研发投入视角

然后,我们从创新绩效视角,利用专利授权数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在国内市场创新活动的知识产出水平,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提供的规模以上外资企业投资数据和本土企业的发明专利数据,对相关指标进行整理计算。图3分别刻画了2001-2016年外企在华研发活动的专利授权情况,以及对应年份本土企业国内研发活动的专利授权情况。由图中可以看出:(1)目前国内市场知识产权的创造主体仍以中国企业为主;(2)FDI企业的知识产权授权数量尽管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呈稳定增长态势;(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国内外企业专利申请与授权数呈断崖式下跌,但随后又开始企稳,使得样本期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知识产权授权状况均呈先上升、又短暂下降、转而不断上升的态势。

图3 外企和内企在本土市场的创新意愿:研发绩效视角

研究发现

基于产品质量提升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反映产品内分工的工序生产函数,我们构建了在内需规模引发外资进入的背景下,国内外企业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竞争本土市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长期稳态下内需主导型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理论研究表明,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劳动力需求的交叉工资弹性富有弹性时,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引致的本土市场容量扩张将对包容性增长产生促进效应;当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富有弹性且超过一定阈值时,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引致的本土市场容量扩张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提升及国别间经济增长收敛的同时,扩大了本国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程度。

然后,利用2008-2016年3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和2008-2014 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提出的待检验假说进行经验验证。实证研究表明,内需型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国别间包容性增长的同时,不利于国内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内需驱动国别间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劳动力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越灵活,内需驱动国别间包容性增长效应越强;内需驱动国内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劳动力市场有效性和技能状况的影响。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越高,劳动力市场越灵活,内需驱动国内包容性增长效应越弱。

研究启示

本文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为适应全球经济新形势和竞争格局新变化,尽快启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政府政策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为发挥内需型经济全球化对国别间包容性增长的促进效应,中国应加快推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统一市场建设。逐步放开户籍限制、打破地区分割,减少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跨部门间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并通过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效降低生产要素空间流动的交易成本,进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

第二,为有效推动国别间经济增长收敛和实现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双重目标,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降低扩大内需战略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在高技能劳动力绝对收入不下降的同时弥补低技能劳动力群体收入损失的帕累托改进,或者通过加大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公共教育培训等措施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第三,为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和鼓励本土企业构建NVC,应大力完善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就要求政府由过去干预甚至替代市场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培育市场、鼓励及规范竞争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进一步夯实对外开放基础。

参考文献请见原文。原文刊发《世界经济》2020年第5期,原标题为《内需型经济全球化与开放视角的包容性增长》。

(转载需注明来源:江苏智库网)
  编辑:蔡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