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着力强实抑虚”。

　　这至少表明了以下几点：一是不单是金融要去杠杆，去杠杆正往实体经济深化。

　　过去一段时间，去杠杆的重点在于金融，现在提出了经济要去杠杆，这就找到了“去杠杆”重点和要害部门。

　　二是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并把它与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联系起来。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过去，金融成了国有企业加杠杆的助手，国有企业的杠杆就是金融。这是必须给予重点解决的难题。

　　三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重点任务是要纠偏“脱实向虚”，着力“强实抑虚”。

　　现阶段资金不肯流入实体经济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实体经济挣不到社会平均的利润，或者过火的虚拟经济诱导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从而出现所谓的“脱实向虚”倾向。

　　如果更深入具体来看，则可能与下列三个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一是2008年4万亿货币大水漫灌、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后，现在中国经济正承受着“结构调整阵痛期”的后果；

　　二是目前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的严重的资产荒

　　，或资产短缺，正在拉高资产的价格，由此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巨量资金涌入，说明虚拟经济领域虚热过火，加杠杆引起的金融风险隐患十分严峻；

　　三是实体经济部门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泡沫化、高杠杆现象

　　，如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普遍存在的僵尸型国有企业，其实都是由大量的信贷资金堆积起来的。

　　因此，实体经济的企业部门，应该成为去杠杆的重点。

　　从振兴实体经济方向发力，去努力抑制经济运行中的“脱实向虚”倾向，有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要实施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把在低生产率和高风险部门滞存、占用的市场资源、物质资源和信贷资源，转移到生产率更高、市场需求更大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种结构调整可以从降低企业部门的高杠杆、化解实体经济泡沫开始，以此着手强实抑虚，解决日益严重的脱实向虚问题。

　　实体经济自身的高杠杆化和泡沫化现象，是一个重要的、但过去一直被忽视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现在的投资资源配置，正在“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取向和口号下，被大量地投放到产能严重过剩的一般性制造业。令人担忧的是，在现有的间接融资体制下，信贷资源配给给实体经济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这就导致了实体经济企业债台高筑。这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的基本背景，也是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一般认识的重要判断。

　　目前，官方并没有权威的专门的关于实体经济部门高杠杆率的表达。最近的相关表述是中国社科院李扬研究团队的数据。他们的研究认为，我国目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为156%，其中国有企业的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总负债的70%。显然，这个结论是中国负债率高，主要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杠杆率高。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5年底中国企业部门债务率170.8%，杠杆率居于国际首位，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而2008年中国企业债务率才90%。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继续给实体经济的企业部门加杠杆？银行金融部门能不发生脱实向虚现象吗？当前我们不能说国家对实体经济不重视，也不能说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但是为什么还会发生资金不肯流入实体经济、往往在虚拟经济部门自我循环的现象？结论不是很明显的吗？是信贷部门的风险管理机制，在禁止资源过度地错配给实体经济部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信贷部门惜贷、慎贷的行为，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总是愿意贷给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而不愿意给一般制造企业放贷。

　　中财办的杨伟民副主任曾经提出要坚定地降低企业杠杆率，他认为像现在这样，企业负债100多万亿，按照4%的利率计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万亿，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增长总量。长期下去将会掏空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

　　显然，给实体企业在金融上减负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期望通过银行进入竞争，如放松民营银行进入，降低贷款利率；二是千方百计地帮实体企业把过高的杠杆比率降下来。

　　前者在短期内空间有限，后者是政府应该主要着力的领域。

　　事实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企业部门过高的杠杆降下来，金融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那么“脱实向虚”还会持续下去，振兴实体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最后，建议降低实体企业部门杠杆的政策措施，主要应该在这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深化国企改革，把降低国企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必须以竞争政策和环保政策去产能、消灭僵尸企业。

　　在竞争中失利、不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的企业，都应该“早死早超生”。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与其把资源留给其浪费挥霍，不让腾给更需要它的优秀企业。要注意的是，去产能、消灭僵尸企业，不要主要依据行政手段，以免误杀真正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第二，对暂时陷入需求周期低谷的困难企业，应该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实施债转股，提高企业资本金比例。

　　一时处于市场底部的周期性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不能因为暂时困难就定性为“僵尸企业”。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出于就业、稳定经济的考虑，对这类企业政府必须出手进行调整援助。

　　第三，在加强投资者保护的前提下，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

　　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改革的既定方针，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过于依赖间接融资，而间接融资的性质又天然地决定了它不适合承担创新等风险事业。建设一个法治化的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其对振兴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第四，一方面，要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另一方面，更要坚决硬化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加强对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的约束和管理。软预算约束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经济负债率不断上升、信用恶化的主因。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恢复必须通过市场来约束企业行为的基本常识。

　　第五，要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

　　现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往往表现为地方国企的负债，它们具有规模大、隐蔽性强、风险高等特点，是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地方政府不要再指望“大干快上”，单纯追求增长已没有意义。中央已经明确要求“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在强化地方政府的属地的风险处置责任的前提下，这将极大地增强地方政府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