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以其鲜明的特色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涵，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特质主要表现在学理与践行两个方面。
首先，百姓日用之学。泰州学派是在儒学长期成为经生或士子们的案头文本而与百姓日用脱节的背景之下，由灶丁出身的王艮首倡，并受阳明学的影响而逐渐形成学术流派的。王艮倡学的目的在于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从经生的书斋中解放出来，以百姓易晓的形式，使儒家思想成为百姓自我陶冶精神、成德修为的内在动力，探寻百姓于日用生活中德性自觉的方法。泰州学派基于立学宗旨而形成的这一特征，活化了儒学的内涵，赋予了儒学以新的生命，成就了儒学发展的重要篇章。开山盟主王艮的核心思想淮南格物、百姓日用即道、乐学说、大成学等学说，都与泰州学派的立学旨趣有关。由泰州学派立派宗旨赋予的百姓日用之学特征，决定了其论学内容更加切近百姓的日常生活。王艮基于对心之本体的认识，倡言乐学。在王艮看来，“圣人之学”就是身与道为一的保身之学，其学贯及夏之葛、冬之裘、饥则食、渴则饮的自然而然的日用常行。此之学，当然与书生皓首苦研经典文本并不完全相同，是至简、至易、至乐，而“无所烦难”的。这样才能使穷乡下邑的百姓“皆可与知与能”，乐而行之，以成风化。再如，仁，是儒学的核心范畴，而被视为“心德之全，人道之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罗汝芳在泰州学派中虽以论学精微见著，但他并不胶执于孔门全德要义，而是着意于与百姓生活日常更为切近的，作为“性之用”的“孝弟”。在亲亲仁民爱物之序中，更重亲亲之起点，乃至将仁义悬置，说：“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也。”他们认为百姓切近易感的道德践履较之于玄妙抽象的德性伦理更为贴近民众生活，也更易见论学之效。
泰州学派的这一特征在其主要成员中的呈现方式各有不同。王艮以朴素形象的语言，表明百姓日用以明道。“学者有积疑，见先生多不问而解。”樵夫朱恕“听心斋语，浸浸有味。于是每樵必造阶下听之。饥则向都养乞浆，解裹饭以食。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陶工韩乐吾从学于朱恕、王襞，虽识字不多，但一旦觉有所得，便以化俗为己任，乃至“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颜山农则反其意而行之，他通过对传统语言结构的重置，（如，据《大学》《中庸》而成“大中学庸”）使传统的、为人们所熟悉的语言通过变形、扭曲，使其以不平常的状态呈现于接受者面前。通过破坏人们的常态反应，以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产生新奇的感受并进而对其发生兴趣，最终为受众理解与接受。泰州学派（尤其是前期）主要以平民为论学对象，决定了其论学的方法多为随机指点，简易直截。随着泰州之学在士大夫阶层影响的扩大，这种特征虽然不及初期那样鲜明，但仍然与其他王门后学的论学色彩稍有不同，即使是精于身心性命之微的罗汝芳，论学仍然具有形象晓易的色彩。他在任宁国知府时，升堂谭道，万众咸集，其过化存神之功，直接承祧了王艮、王襞的学脉。泰州学派论学的这一特征，根本原因与其平民旨趣有关。
其次，乡村实践之行。泰州学派的倡学动因决定了其学术的践履取向，重社会效应而不以义理分疏为归。王艮的大成学，以成天下万世师为期。不袭时位而敦俗明理，辅时宣化，体现了强烈的经世理想。这种经世精神在泰州后学那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并呈现出不同的面相。颜钧承祧了王艮的淮南格物思想，以身喻国，身虽鄙微而期在复苏天下。何心隐在理论上期求“道大明”与“道大行”的统合、“尧舜对局”与“孔孟对局”的统合。特别强调“有在保身”。所谓“有在”，就是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这是“保身”的前提。从社会关系中确定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也是他从事基层社会实践的理论动力。王艮孜求的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的统一的思想在颜、何这里得到了践行与落实。泰州学派的一些杰出人物也表现了类似的学、行取向。王襞因族中“尊卑老少之间，渐失祖宗礼义”的现实，乃立宗会于心斋祠堂，“周悉广布，以昭族规”。族人贫富相济，且“置义田以赒穷乏，立义学以广教育”。目的是“吾族为慈孝忠厚之族，而吾乡为仁善和义之乡”（王襞：《告合族祖宗文》）。泰州学派的思想引导，成为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明代朱元璋的“圣谕六言”体现了行政力量对社会风气的刚性规范作用，而泰州学派则体现了柔性的化民旨趣，两者都以传统的孝悌观念作为着力点，最终的目的都在于实现政和民悦的太平社会。即如罗汝芳所说“一人孝弟，一家孝弟，人人亲长，即唐虞熙皓之世不难也”（罗汝芳：《一贯编·心性下》）。
传统儒家强调内圣外王以实现社会理想，一般是得其位之后，将儒家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之中。颜山农、何心隐则不同，他们没有科考功名，颜、何一派所为正是王艮提倡的儒学平民化、大众化向社会实践的延展。泰州学派这一本于立派宗旨、面向社会基层的实践品格，是儒学经典化之后儒林十分鲜见的新动向。这为不得其位的儒士开辟了一条经世路径：于“穷”“达”两极之外，提供了儒士施展理想抱负的广阔空间。这也为今天知识分子立足于基层实践，实现社会理想与人生价值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季子与吴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