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的撰修

　　宋人虽然没有一统江山，但在文化方面却表现出睥睨过往的霸气，他们要开出儒学新气象、欲一统文化的新江山。他们的自信使他们一定要确立自己的文化高度及其话语权。而欲为此，鉴往知来就显得非常重要。鉴往知来的发抒佳所，就是史书。故而，宋人修史的热情极高。就正史而言，前人已官修有一部不错的唐史，他们却偏偏还要官修一部。本朝开国已官修五代史，官方虽然没有出面组织重修，但对宋室千秋有着无比自觉的责任、以宋文化为己任的欧阳修却不辞劳苦，以一己之力再修了一部五代史。这三部史书，一定程度上为宋人确立新的文化高度，建立自己时代的话语权起了示范作用。更难得的是，这三部中的两部再修之史都出于欧阳修之手，并且为区别前修，它们日后都被冠以了一“新”字。

　　在参与主持编修《新唐书》前，欧阳修就已开始撰写《新五代史》了。并且在《新唐书》完稿之前，他的《新五代史》已经写完了。不得不佩服欧阳修精力过人，以及对修史非同寻常的热爱。不过，我们要知道，欧阳修参与编修《新唐书》，是在《新唐书》开修10年之际，以《新唐书》庆历四年（1044）开修、嘉祐五年（1060）告成，《新五代史》景祐三年（1036）之前着手编写、皇祐五年（1053）基本完成来看，欧阳修至少有18年的独立时间，从容修撰《新五代史》，不受主编《新唐书》公事的烦扰。所以，有充裕修撰时间的两部史书，没有因出于一人之手而影响到质量。甚而可以说，《新五代史》未雨绸缪于欧阳修主修《新唐书》之前，并为之定下了基调。

　　《新五代史》春秋笔法

　　与《旧五代史》相比，《新五代史》别有新意。十国之名即它首创。此外，《旧五代史》，以中原建国的各政权为正朔，按照史之常例，依他们建国先后为序撰写各朝史，中原之外各政权，仅为之依类作传，以示正闰之别。《新五代史》则一反惯例，把五代作为一个整体，分本纪、列传、考、世家、附录五部分来写。五代在中原建国的各朝本纪写完，再进入各朝列传。列传分门别类，匠心独运。其中，以唐六臣传承上启下见五代之乱的肇始，义儿、伶官、宦者三传见唐祸的延续。杂传收不便列入他传者以成就列传的全面性。其中义儿传尤具时代性，是唐五代时期的特殊产品。

　　十国无论建国或称臣者，都降一等入世家。不过十国中有些王朝日后倒真与世家之称名实相副。当然，这个世家已转而为文化世家了。如吴越钱缪，其家族就演为文化世家。这其实是五代君臣也未尝不如宋朝积极，在立国后都致力于建设自己文化高度及话语权的明证。五代建国者多出身草莽，他们遗憾自己未有少习礼仪文明的机会，在取得政权之后，大多颇留心笼络勋旧世家，以建设礼乐制度。同时，也加强下一代的教育，以培养能倡扬礼乐文明，能承担起为文化续脉重任的接班人。如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唐李后主，都是成功教育的范例。

　　如此谋篇布局，欧阳修可谓用心良苦。衰乱的五代各朝在欧阳修眼里算不得正统之朝，统归起来视作一体，更符合五代各朝国祚短、特质类似的实情，并且更便于总领纲挈，集中体现自己的寄予之旨，展示垂戒之意。他为后唐宗室设唐太祖家人、唐明宗家人、唐废帝家人三传，以此表明朝代名称没变，但血统已更，正统也就无存。传达自己明血统固正统，以使国家传之久远的观念。其本在否定唐五代的义儿制度，建立宋朝的文化政治。不过，这似犯了宋太宗的忌。但宋太宗上位，于正统早就安排得天衣无缝，本就正统，何来违碍。道统至上的欧阳修不会糊涂到既为自己朝代树标立杆，又毁自己朝代的根基，在正统上令自己朝代蒙羞。另外，五代礼乐制度，在他看来，有等于无，本可不写，但他依然为之撰司天、职方二考。像为宋太祖讳，不为反对陈桥兵变、本该立传的韩通立传，等等，显然都是春秋笔法的表现。

　　如此撰史，且全书常有表现，确已突破常规，借史寓褒贬的用意表露无遗，实春秋笔法之妙用。

　　新旧《五代史》

　　因不为韩通立传，《新五代史》被宋人降格为二等文字史书。当然，这并非是说《新五代史》文字逊色，而是指《新五代史》缺乏史家才学识，为二流史书。因为史家最可贵的是实录精神。

　　对于《新五代史》的批评，除批评春秋笔法滥觞之外，还有如王安石等遗憾欧阳修不甚读书或不学。不甚读书，就是读书不到家，没读懂读透。不学，就是无术，即无研读纂修史书之术。总之，都是在讲欧阳修缺乏史家才学识。其实，这都是“议论”惹的祸。正因为全书充满议论，不啻于说教，道学之气也未免过浓。顾炎武、钱大昕等因此认为欧阳修迂腐，既撰史书，却不注重史实，好议论，读来生厌。章学诚则视之为哀婉吊祭之作，无有史才。诚然，《新五代史》多发议论，道德教化满篇不假，但它的议论与说教并不可厌。比较而言，主笔多为旧朝入新朝之人的《旧五代史》，离旧朝不远，对前朝感情复杂，余悸未消，有过去时代的包袱，对个人命运也有把握不牢的惶惶之感；加之其笔多为速成，多照抄实录范质《五代通录》，书中自然常有天命之叹，也颇有溢美回护与不实。

　　自撰《新五代史》的欧阳修则充满自信，一身轻松，不需要溢美回护，也不必俯首天命，加以励志的个人经历，面对是非得失，自然以人事定而不假手天命。像《伶官传序》短短一句“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文约不乏激昂，哀婉不失激扬，一气呵成，发人深省，给人启示，催人奋进。五代，这个英雄豪杰、奸佞懦夫、正义邪恶一起登场的时代，既有英雄末路的悲歌，奸佞媚世的丑恶，生于乱世的无助，也有脉脉温情，功业、理想与激情。这一切，经欧阳修大笔，至今读来栩栩如生。

　　由此可见，欧阳修本就借助《新五代史》吊祭哀婉前人，鉴戒后人，何可厚非。清人宋人之间，学风有别，但学术分歧本不该累及史书曲直，清人也本不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宋人，何来生厌。

　　当然，也正是因为好议论，《新五代史》不甚经意事实，在史料方面，虽增引了不少笔记、小说、野史等，扩充了史料，但有的未加鉴别就入史，造成了失实。此外，为了欧阳修简约有法的文学理想而进行的删繁就简，使不少具体史料被裁剪，也是不足为训的。当然，《新五代史》并非全不择别史料，它也订正了《旧五代史》不少错误。也增加了不少《旧五代史》未见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

　　《四库全书总目》以《左传》《公羊》《穀梁》做比来评价二书，指出《旧五代史》好比《左传》，《新五代史》则如《公羊》《穀梁》。《左传》优在叙事，《公羊》《穀梁》长在微言大义。亦即，《新五代史》并求语言的含蓄微妙与义理的精深切要，看重历史阐释“道”的功能，欣赏其可为当世鉴借的功效。《四库全书总目》所比，不无道理。薛居正所修匆匆，基本上照搬实录，无疑多在叙事，确如《左传》。由一代文宗欧阳修执笔，时间充足，目标明确的《新五代史》，自然发凡起例。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义例谨严，寄寓深厚，高洁有致。实践了他“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

　　的确，以崇奖道为己任的古文运动先驱欧阳修为史避免不了为文，也离不开议论。这反而成就了《新五代史》，其文史相得益彰，堪可媲美《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