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2025年北京文化论坛上，南京大学推出的“中华古城数字图谱集成工程”阶段性成果引发关注。记者了解到，我国已有很多高校将数字人文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当人工智能精准勾勒古城轮廓，当三维模型纤毫毕现地再现长城雄姿，当时间维度被融入空间模型动态演绎三千余年城史……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正悄然发生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从静态保存到动态再生

在虚拟的敦煌藏经洞，用户可以细致观摩壁画笔触，甚至可以“化身”古人，与历史人物对话；在西安博物院的“元宇宙”场景中，观众能步入《辋川图》的意境，体验诗人王维的闲适雅趣。这些曾经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通过数字人文技术变为现实。

“数字人文技术不仅推动建筑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向‘活态再生’转变，更实现了保护模式从‘抢救性记录’到‘预防性干预’的升级，让沉睡的历史脉络变得‘可视化、可解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的灵魂深植于其历史肌理，而创新的密码就蕴藏在遗产的基因内。数字人文正是解锁这些密码、激活遗产持久生命力的关键钥匙。

与传统研究局限于单点田野调查不同，数字技术赋予研究者在大时空尺度下洞察城市变迁的能力。据介绍，南京大学“中华古城数字图谱集成工程”团队目前已完成陕西、河南、江苏、福建四省全域的历史遥感影像处理，并结合文献考证与实地测绘，运用实景三维重构与AI辅助生成技术，编绘了近500个县（市、区）的老城历史影像地图，对多个重点古城进行高精度实景三维建模。

对于长城、传统村落、蜀道等体量巨大、分布广泛的文化遗产，数字人文方法更能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地域特征与发展规律。天津大学长城研究中心主任李哲所在团队以明长城为研究对象，摒弃了“长城即一堵墙”的扁平化认知，通过整合全线敌台图像数据，结合AI分析，发现“抹灰刷白”的敌台特征集中出现在明代名将戚继光管辖的蓟镇区域。这一发现，与历史文献中戚继光为快速传递敌情而粉刷垛口的记载相互印证，并通过碳14测年等技术得到进一步验证，生动展现了数字技术还原历史细节的强大能力。

数字人文更将传统依赖工匠经验的保护模式，转向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模式。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祁天娇解释道：“传统监测、修复多依靠个人经验判断，而数字人文范式下，这些工作可以迁移到信息系统中，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模型，转化为可量化、可分析、可预测的数据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数字记忆”团队攻坚的“四维北京”项目，正是综合运用GIS、数字建模与VR/AR等技术，试图重现自公元前1046年以来北京城三千多年的格局演变，构建一个融合物理空间与时间维度的动态城市发展史模型。

精准数据服务决策

数字人文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更在于为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祁天娇表示，数字人文从历史遗产中挖掘经典知识，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反哺已损毁遗产的修复重建。例如，“四维北京”项目就在城市数字重建中嵌入了五四运动、大运河修建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复原场景，使建筑遗产与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紧密关联。

面对长城这类大规模线性遗产，其病害分布与风险评估一直是保护工作的难点。国家文物局在评审各地长城修缮方案时，亟须科学的病害与风险地图作为参考。自2021年起，李哲所在团队自主采集了长城全线连续图像，先通过AI图像识别工具初步圈定病害区域，再利用三维模型精确测量盐分掏蚀等病害的深度，并结合人工采集土样检测盐分以及流域气候数据，首次绘制出明长城盐分掏蚀病害地图和黄河流域水侵蚀风险地图。这项开创性工作为优化长城保护资金的精准投向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李哲告诉记者：“数字人文的严谨性，既需要AI提供的宏观视野，也离不开微观实地采样与验证。”

南京大学“中华古城数字图谱集成工程”团队同样注重“技术理性”与“人文判断”的平衡。尽管AI能高效处理海量影像，但准确识别古城范围与肌理，仍需结合历史文献比对、古地图分析和深入的田野调查。在技术团队绘制历史影像地图的同时，该团队成员、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则带领学生深耕故纸堆与田野，通过查阅地方志、古诗文，搜寻老照片，进行口述史采集，为数字模型注入深厚的人文内涵，实现交叉印证。陈静表示：“从数据采集、分析到最终成果展示，整个流程需要可溯源、可复现，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为遗产保护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坚实可信的决策依据。”目前，该工程的部分研究成果已应用于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将数字人文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实效，核心在于让数据说话，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在张杰看来，研究成果应服务于清晰的价值评估和风险诊断，通过精细化的数据采集与分析，量化遗产的特色，并预测其面临的发展压力。他建议，应积极构建文化遗产的“数字底图”，将研究成果有机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等顶层设计，为城市更新与建设划定文化底线，从而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和谐统一。

数字桥梁联通世界遗产

古城保护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陈静认为，“中华古城数字图谱集成工程”从较大时空尺度提出的城市观察方法，以及结合多源信息划定保护建议区域的技术路径，都是基于专业数据和科学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这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相近空间尺度的历史城市可以在同一技术框架下进行比较研究，为国际遗产保护领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

数字人文更搭建起跨越国界的桥梁，让建筑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展品，而是成为文明对话的生动载体。李哲分享了一次深刻的学术对话经历：在西北大学的军事考古学研讨会上，他与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西蒙·詹姆斯就中国长城的“暗门”设施与叙利亚杜拉·欧罗巴斯古城的攻防地道遗存进行了对比分析。“尽管地域迥异，但我们发现了不同文明在军事防御智慧上的惊人共通性。”李哲介绍，其研究生还赴意大利实地考察烽燧遗址，验证了“多烟传警”这一军事通信技术在古代东西方的相似应用，体现了人类应对共同挑战的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的“北京记忆”大型数字文化项目，也于2024年9月赴阿联酋进行了首次国际展览。“通过数字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及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异同，有助于深化理解，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祁天娇说。

相较于宫殿、庙宇等标志性建筑，作为城镇社会基本单元的街区研究往往较为薄弱。张杰团队正在开展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中国城镇历史文化街区谱系与价值研究”，试图借助数字手段，系统梳理各时期、各地域、各类型街区的内在关联与发展谱系。

数字人文正在书写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篇章。在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中，千年文明不仅得到更加科学的守护，更将在全球视野下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传承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