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华大地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历史性巨变，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这场巨变的背后，隐含了产业变迁的逻辑，特别是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演化，很好地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纬和发展变迁。

　　1、工农城乡关系发展阶段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为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分析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即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动态优化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应该反过来由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农业支持工业。在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阶段，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农村改革为“农业支持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定了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了农业基础、安定了农民内心、促进了农村发展，实现了农民稳则农业稳、农村稳的目标，达到了“郡县治、天下安”的效果，为工业发展和城市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基层社会治理基础。二是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方面当时的农业和非农业两大部门的发展要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实现产业间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农业在满足本部类生产及农村消费需求外，还要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以支持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农产品的剪刀差的存在有力支持了工业以及城市发展，特别对稳定物价、降低城市消费成本、支持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机会窗口”，减轻了国家在国有企业实施“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程”上的负担，支持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四是农村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并有序向城市转移，为我国经济发展形成第一波的“人口红利”，同时农村人口转移也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城市的“未被市民化”的建设者。

　　2.工农相互促进。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工农关系进入互为促进、相互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农业支持工业仍然在继续深化，另一方面工业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也日益显现。一是工业为农业提供市场支持，特别是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和发展动力，消化了农业的过剩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作物。从城镇化来看，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8.5%，城镇常住人口8.13亿人，这部分人口为农产品适销对路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二是工业为农业提供技术支持，特别是工业技术逐渐向农业领域扩散，2006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装备总动力分别比2000年增长26.1%、39.3%、36.2%。此后，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2017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65%，玉米、水稻的机械化水平超过75%，小麦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56%，农业发展从过去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要素投入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新阶段。三是乡镇工业带动农村发展，一方面是一批乡镇工业在经历市场经济漫长的洗礼之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规范化运营的民营企业；另一方面是乡镇工业使得农民第一次在家门口接触到大规模的工业化，锻造了一批技术性、管理型和懂市场的乡村农民骨干，并在农村发展中逐渐分离出一支重要力量，部分成为之后乡村致富发展的带头人、领路人和农民企业家。四是城市为农村吸纳了大量的转移人口，2002-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每年增长1.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096万人。2012-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000余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在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大量劳务收入向农村的回流，客观上帮助了农民收入的稳步改善，弥补了乡村发展中的诸多资金不足问题。

　　3.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农业哺育工业政策的逆向调整。从一般意义上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钱纳里和赛尔奎等人“标准结构模型”中关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大约1998-2001年为中国工业化的初期，2002-2008年是中国工业化的中期，2009年中国开始步入工业化的后期。因此，中国工业反哺农业大约从1998年开始，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农业政策进入全面转型的阶段，形成了以价格支持、直接补贴、金融信贷扶持、农产品剪刀差消除、农田流转补贴等相结合的农业政策框架，特别是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结束了中国大约2600余年的农业税，具有重要历史性意义，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从反哺的效果来看，农村增收明显，农民生活变得更加殷实，加速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进程。按可比价格计算，“十五”期间(2001-2005年)、“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十二五”(2011-201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5.3%、8.9%、9.6%。相比之下，农民人民纯收入的年均增速明显提高，由“十五”期间低于同期GDP增速跃升为“十二五”期间的快于同期GDP增速。再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城乡收入差距进入缩小轨道，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3倍、2010年为3.23倍、2015年为2.9倍、2017年为2.71倍，这得益于农村收入增幅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幅度在0.5到1个百分点左右。

　　2、经验启示

　　四十年工农城乡关系变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史提供了恢弘的历史画卷，总结发展历程，经验弥足珍贵，主要有四点启示：

　　1.路径依赖：四十年工农城乡关系改革遵从的是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农业相互促进”、再到“工业反哺农业”以及“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变迁逻辑，也是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大国和强国迈进的不同的制度安排，渐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那就是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转变，并最终使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标注了中国新方位和新时代的到来。

　　2.结构演化：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坚持城乡“二元”结构论，并试图从“二元”经济结构直接向“一元”经济结构过渡，颇有“毕其功于一役”地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有实现的目标任务与中国发展是一致的，但过程是迥异的。中国农村乡镇工业为城市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传统农业、乡镇工业以及现代工业并存的“三元”经济结构，加速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迈进，而乡镇工业扮演了转换媒介和催化剂角色。

　　3.改革进程：本次改革从下到上，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摸着石头过河，趟出了一条“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推进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并在“星火燎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本次农村“增量式”改革的最大亮点，它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承包合同履行的监督，公共设施的统一安排、使用和调度，土地调整和分配，从而形成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劳动生产力。

　　4.均衡与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遵从的是“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战略。从“点”的层面看，中国经济发展遵循增长极理论，创新发展体制机制，圈定经济特区探索发展新模式新路径；从“线”的层面看，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沿江开放港口城市-沿边开放城镇-内地省会开放城市”的开放体系，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从“面”的层面看，形成了东、中、西梯次发展的格局。与空间经济发展格局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分配领域遵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分配”向“均衡分配”演进的格局。总的来看，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手段，均衡发展是终极目标。

　　四十年工农城乡关系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和宝贵的，主要体现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有所加剧；自然村消失、乡村空心化、留守人口老龄化严重，亟待实现乡村振兴发展；城镇化加速的同时，原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待遇享受不够，部分市民处于城市化边缘，陷入“既融入不了城市，也回不了农村”的迷茫；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城市户籍没有放开，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依然是实现全面小康路上的重要制约力量等等。

　　3、未来展望

　　未来，着力解决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是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工业和农业关系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走向。

　　首先是实现全面小康，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村，要通过精准扶贫，将扶智(如教育扶贫)与扶志结合起来、输血和造血并用，克服“等靠要”思想，拔掉“穷根”，不让一个贫困人口拉下，使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形成良性循环发展的造血机制，确保2020年全面小康的如期实现。

　　其次是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创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机制，特别是围绕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在农村承包地、宅基地、自有产权房、农村集体资产等有限的、沉睡的不动产中找寻精准改革的发力点，激活不动产等市场价值，将不动产变为流动的、可以变现的财富，释放农村发展的“第二波”红利，破除农村发展短板对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制约。

　　再次是着眼于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围绕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人口的缩减来谋划未来乡村空间布局、经济形态及发展治理等工作，通过发挥农村致富创业带头人的引领作用以及城镇产业业态更新升级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并稳步提升农民收入，同时还要为大规模机械化农业发展时代的来临预备好完善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承载力和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精品农业。

　　最后是按照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要求，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的内容，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户籍方面入手稳步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着力探索加快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的路径和模式，并加以有效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