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早，阻力较小；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却值得一书。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崛起，颠覆了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用人之道”，为改革开放中国奇迹的创造构筑了人力资源基础；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经济深化改革的重点，如何进一步促进劳动力有效配置和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将是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的关键。

　　1、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流动是个梦

　　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农业人口若没有通过升学或参军转为非农人口，就被禁锢于脚下的土地，生于斯，老于斯，不得迁徙。而非农业人口的就业，从单位到岗位都由人事部门调配。工作单位对个人有绝对的控制权，若擅自离职，失去的不仅是一份工资，还有户口、档案；离职者将成为“黑人”，没有粮票、布票……，没有赖以生存的一切资料，也不会有任何单位再录用。走正常的调动渠道吧，却是难于上青天，夫妻两地分居是常见现象。记得八十年代初曾看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盼》，其核心篇《盼》描写了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境遇：新婚后一直两地分居，十五年中历尽艰辛办调动而不成，夫妻俩带两个孩子苦撑苦熬到1977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妻子调动入京的申请上报待批时，丈夫却因积劳积贫患癌症离世，妻子经受不住打击住进了安定医院……小说是虚构的，但当时的体制用行政的、政治的手段管理人力资源，个人毫无选择的自由却是真实的，即使合理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使人们长期生活在极端压抑之中。在宏观层面，则造成人力资源错配，经济缺乏活力，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引发的人才需求催生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称人才市场）。1978年开始，为满足社会对科技人员的强烈需求，“周末工程师”、“雇佣技术员”在单位之间、城市之间悄然流行。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的萌芽。1981年，跨地区的招募出现；1983年，我国首家人才交流机构在沈阳成立，各地纷纷效法，争相成立各种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其间，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通过立法肯定人才流动，中国劳动力市场开始起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劳动力市场迅速发展，不断规范。迄今，一个具有基础性、区域性、专业性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发育成形，运行着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机制，完全改写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图景。

　　改革开放为劳动力市场引来活水，源头主要有两个：第一，人才供求双方拥有自主权，尤其是宪法和劳动法明确保障了公民的劳动就业权，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就业权一般包含平等就业权和自由择业权两层含义。第二，市场机制已然成为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劳动者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体力都在市场中被定价。在如此重大的制度变革下，用人单位的选择权激发了人才竞争，显现了劳动力市场的人才发现功能，为经济活动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越是稀缺、特殊，专属性越高，就越有可能获取高收入，人力资本的价值性得到体现。

　　活水成流，溪润交错。从个人职业流动看，择业的自由极大提升了职业流动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流动已成为常态，包括党政机关干部下海经商、高校教师“跳槽”他校都已司空见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企、民企和外企的同时发展，更是为劳动者的职业晋升以及职业选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从产业流动看，劳动力流向高价值、高效率的行业和部门，从而大大提高了配置效率，这是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从区域流动看，这是一个流动的时代，一个迁徙的中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向城市流动，形成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据《中国流动人口报告2016》揭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土又离乡”的跨省流动。这是在城乡制度障碍、地区市场分割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对于中国经济的起飞、区域结构调整乃至全球经济的重新布局都有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无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建立现代经济体系，都依赖于人才这第一资源；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需要劳动力市场的深化改革。下面是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应在宏观体制上进行联动改革，为流动人口提供根本的社会保障。影响劳动力流动最为根深蒂固的制度约束仍然是户籍和社会保障，由此形成的市场分割时常造成各种资源错配。劳动力市场的深化改革，核心思路应该是系统性和联动性的“并轨”。户籍制度以及相关联的城乡行政管理制度、等级制度绑定了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只有逐渐并轨，才能让流动人口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这不仅可以减少劳动力资源错配、从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中提升效率，而且可以增进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提升长期生产率。人力资本本身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结果。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才市场功能和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形成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机制。实现对人才的市场化管理，真正从市场渠道配置人才，需要分类分层健全人才评价机制，提高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合理界定和下放高级人才的职称评定权限。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市场功能，加强人才要素市场建设，推进人才网络服务、中介服务和自律组织建设。既要采取淡化“身份”的创新举措，避免“抢人”竞争中的不合理定价；又须打破人才“单位管理”的体制壁垒，避免行政手段对人才流动的干预和打压。只有不断优化人才流动的法制环境，才能使有利于创新的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成为常态。

　　第三，建立人才教育培训、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效机制。政府部门要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大规模开展与精准扶贫、“中国制造2015”以及服务业升级相适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同时鼓励个人和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全社会形成终身教育的理念和模式；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培训和再培训要制度化，形成规模和氛围，并与政府和家庭的人力资本投入形成有效互补。多管齐下，实现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提升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和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调整升级和产业链地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