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全民族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有着显著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体系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学理化、系统化的理论创新体系。
其一，原创性地提出要在传统与现代性张力中，通过“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使其与现代文明要素形成“化学反应”。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延续性与适应性的统一。在文化研究视域中，传统指在中华民族五千余年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文化要素集合，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艺术形式及制度体系等；现代性则指伴随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生的文化范式转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主要表现为三重矛盾，即文化传承的稳定性与社会发展的变革性、本土文化特质与全球文化流动、价值体系的连续性与现代生活的碎片化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原创性提出的“两创”理念为化解这些矛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创造性转化”强调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重构，使其符合当代社会需求，“创新性发展”则注重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首先是价值解码，即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使其在新的伦理环境中保持表达活性。其次是形式转换，通过媒介融合与表达创新，解决传统文化载体与现代传播方式的适配问题。再次是功能拓展，识别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激活传统文化中相应的资源，使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社会系统中获得新的存在意义。传统家训文化从家族规范拓展为廉政教育素材，二十四节气从农耕指南转化为生态智慧资源，展现了文化基因在新场域中的功能更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文化基因不仅得以保存，更能积极参与现代文明建构。“两创”理念通过激活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要素的“化学反应”，使传统文化基因不断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和现实载体，并反哺现代文明建设，使其获得深厚历史根基，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密码。
其二，原创性地提出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明选择机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方向指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为各国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交流机遇，同时也使本土文化面临身份认同危机与价值整合难题。西方文化产品与价值观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渗透到本土文化空间。文化领域的本土化不仅是一种文化保护策略，更是实现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本土化的核心在于认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与历史连续性，通过主动调适与创新，为民族认同提供精神依托，使传统文化在全球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明选择机制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主体立足本土经验，基于自身发展需求，对多元文明要素进行鉴别、筛选与整合，将外来文化要素转化为符合中国文化结构的表达形式的系统性过程，其实质是“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的统一”。首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明选择机制是主动的文化对话而非被动接受的文化移植。对外来文明要素进行价值评估，保留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成分，有效抵御外来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构建转化框架，通过解构与再编码，使吸收的文明要素能够有机融入本土文化体系，确保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遵循“扬弃”哲学方法论的实践路径，服务于民族复兴的文化需求，在保持文化根脉的前提下实现精神文明的创新发展，使外来文明要素与中国文化土壤产生有机契合。再次，全球化并非单一文化的普世化扩张，而是多元文明在交互中的动态调适。“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的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积累，而是通过不断地选择、融合与创新实现质的飞跃。通过建立“筛选—整合—创新”的完整链条，使外来文明要素成为本土文化创新的催化剂，在精准把握时代需求、契合文明内核的基础上，丰富和拓展原有文化体系，催生新的文化形态，形成更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静态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科技发展的加速，文化传播形式和内容不断变化，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策略。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文化自觉和自信，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
其三，原创性地提出要在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与科学制度的保障协同中，构建“软约束”与“硬规制”互补治理格局，展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彰显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精神底蕴。价值引领通过价值观引导、文化熏陶和道德规范等，塑造社会成员的精神坐标和行为准则。其本质是通过激活文化基因中的积极要素，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积累文明素养，通过价值内化形成自律意识，依靠文化认同实现规范目标的“软约束”。制度保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治理工具，其核心功能在于构建价值实践的制度化通道，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规范体系，通过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行业标准等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硬规制”，将价值倡导转化为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刚性规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的引领性地位和作用规范化制度化。“软约束”与“硬规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构成辩证统一的治理体系，通过价值内化与行为外化的闭环实现互补。这种互补首先体现在价值认同对制度执行的支撑作用上。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教育宣传、文化熏陶等“软约束”途径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内在信念时，会显著降低“硬规制”的实施阻力。这种内化过程不是单向的，制度实践本身也具有价值教化功能，公民在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会通过行为与认知的一致性机制逐步强化价值认同。其次，制度为价值引领提供了结构化保障，通过将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条文和行业标准，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运行轨道，使抽象的价值引领获得具体的行为参照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硬规制”在塑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出台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法治化轨道的政策指引，强调“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证”，提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渗透到依法治国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通过法律制度的强制力来提升全体公民主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动力。再次，从治理效能看，互补机制体现为“1+1＞2”的系统效应。“软约束”通过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系统化，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价值共识框架，“硬规制”则通过惩戒制度建立行为边界，二者的协同使精神文明建设从道德倡导升华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各个发展领域，推动构建有效传递主流价值导向的政策体系，实现政策体系与价值理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当前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已形成独特优势，通过“软硬结合”的治理模式，既发挥了道德教化的引导作用又强化了制度规范的约束功能，既保留了传统德治的温情又注入了现代法治的刚性，使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彰显中国特色。
（作者单位：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基地，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原创性贡献与实践要求研究”〈24&ZD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