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封字迹工整娟秀的家书。这是国家一级文物——雨花英烈郭纲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给哥哥郭纲伦的复信。这封家书不足千字，却诉说了郭纲琳对真理的坚持、对理想的坚守，表明了她为革命献身的决心。

郭纲琳，又名郭英，生于1910年，江苏句容人。1931年，她进入中国公学大学部读书，同年，因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出色表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她参加上海学联和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沪西区委工作，后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等职。1934年1月，她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1937年7月，牺牲于雨花台。

“为真理而斗争”。1934年初，郭纲琳接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该区委已两次遭到破坏，上任后不久她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第二天，郭纲琳被押解到江苏省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受审，当天《大美晚报》报道了她在法庭受审的情况，她“态度之从容，为从来犯人之罕见，站立被告席中，无半点忧色”。一周后，法庭又对郭纲琳进行公开审讯，一位在现场的英国记者报道：“这位青年的女孩子的眼睛里有一种威严不可侵犯的光芒，比古代皇后还富于权力。那种光芒射向法官，法官换色；射向国民党那位可怜的官员，那位官员低头。结果弄得不是法庭在审讯犯人，好似犯人在裁判法官。”审判结束后，郭纲琳被押解至南京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从审判到入狱，她始终展现出革命者的大义凛然。

在狱中，她不忘学习，提升修养，常让妹妹帮她送些书进来，与难友们共同学习。“让我能得着的时日求些我愿求的知识，一直到最后一日……我近来还能读点书，因能读点书，所以杂念也易消失了。”她把铜板磨成铜心，镌刻上“永是勇士”的字样，以表达宁死不屈，勇当粉碎旧社会的勇士，勇当无产阶级革命勇士的决心。当刺绣的针被敌人没收后，她继续用磨尖的竹签绣完了有组织有纪律的大雁、“为真理而斗争”“起来”的英文以及鲜红的五角星等绣品，表明她将对信仰的坚守缝进这一针一线之中。根据难友戚铮音的回忆，“在监狱里，吃得极差，我们吃饭都要拣砂子……但我们不像郭纲琳那样想得周到，她把砂子拣出来，放在窗台晾干，做枕芯”。她坦然从容地面对这一切。

“为了全世界人类的解放”。在近四年的牢狱生涯中，面对敌人的百般诱惑和多次审讯，郭纲琳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把她关在哪里，她就战斗在哪里。家中亲人对她在狱中的状况甚是担忧，想方设法营救她出狱。大哥郭纲伦写信告诉她已经找到了两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保释她出狱，条件是她必须在悔过书上签字，放弃政治主张，但她拒绝了家人的营救，“所以你要我做的，我是不能给你圆满的回答。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中。伦兄，请你原谅我不能屈伏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来遵从你……我知道自己，明白自己。”伦兄满含热泪读了琳妹的回信，意识到“她是承受着中国几千年优良传统的一个年青的中华好儿女的，一个为了救亡，为了反对奴役，为了争取真理，为了全世界人类的解放，能说她有过而且有罪么，这真才是可耻的罪恶啊”。作为兄长，郭纲伦完全理解了郭纲琳的初心与坚守。

“只围绕在唯一的共产主义事业上”。在反省院，郭纲琳带头不上“三民主义”课，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借写反省日记的机会写传单，鼓励难友进行斗争。不久，敌人便将她作为重点惩处对象押回至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她遭到了残酷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她那种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深深感染了狱友们，同在狱中的帅孟奇后来回忆，“她的英勇气概鼓舞了很多人，起了很大作用，使有些动摇的人坚定下来了。”面对困难和挫折，郭纲琳始终斗志昂扬，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同时为了不让外面的家人担心，她在信中写道：“总算好，我的身体和夏日一样有力，自入秋来胃少有不佳。请你放心。”并且用轻松的语气向哥哥要肉和月饼吃，聊一聊家常，宽慰家人，“七叔许久未来信了，大约公事忙吧！请他把小弟弟照片再寄张给我。并替我向他要求他：‘请我过节！’肯不肯呢？”信中提到的七叔也是一名进步青年，曾参加过大革命运动，并将一批进步书籍带回句容家中，这些书籍对郭纲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七叔是她革命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最能理解她革命决心的家人。信中这几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七叔却读懂了文字背后的意义，七叔说：“信中所提到的‘过节’就是要有节气，对党没有‘二心’，‘粽子’指的是像屈原爱民族爱国，‘月饼’是指环球的世界革命。”郭纲琳用革命者之间的暗语向七叔传递着忠于组织的决心和革命必胜的信心。

1937年7月，郭纲琳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高唱《国际歌》走向雨花台，临刑前，她怒斥敌人：“我凭了真理，凭了我对人民的忠贞，凭了党给我的教育，我将你们费了不少狗力气想出来的一切阴谋诡计打得粉碎，可见我是胜利了！你们一定会被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要胜利！”

郭纲琳的生命只有短短27载，正如她同学王留春回忆的那样：“郭纲琳留给我总的印象是有乐观的革命精神不变；白色恐怖再严重，生活艰难到任何程度，革命意志更坚定；在朝不保夕的处境中，没流露过患得患失，也没有突出个人、爱人、家乡……在她整个思想境界中，只围绕在唯一的共产主义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