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都有具体的反映和体现。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以经、史、子、集四部区分，其中集部承载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作品。这些作品，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文化思想形象化的审美呈现。古代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不仅属于文学的历史，更是历史的文学向当代文学的昭示，代表了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的精神风范。

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体现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一代有一代文学之所胜”观念的形成。钱穆先生曾有一个比喻，谓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发展像“滚雪球”，以说明其强大的传承性。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就一种文体而言，如诗歌由《诗经》的四言体到汉晋以后的五言体、七言体，由古体到近体，等等，无不在传承中创新，创新是文学传承的生命。倘综合各体而论，文学的传承与创新也就形成了一代有一代文学的说法，所谓楚骚、汉赋、六朝骈语、唐诗、宋词、元曲等。这种说法由古人对文学的辨体与尊体而来，并关注每一时代发展的特征，经历代学者的推阐，到近代学者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对此作出总结性的陈词，彰显了这一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历程的独特性与创新性。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闻一多《红烛》、徐志摩《志摩的诗》等一批白话诗歌先后问世。白话诗脱胎于古诗，但又有其自身崭新的特点，内容通俗浅显、用韵自由活泼，很快便风靡全国。由此可见，在每一时代，某种文体中创作出的优秀作品，都炫美时代、彪炳千秋。

统一性与包容性见载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相对集中于对家国情怀的书写。家国情怀立基于中国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与理想，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国家的寄托，均集中反映于历代的文学作品中。由于饱含深厚的家国情怀，古代诗人将这种忆念寄寓于“乡关”的书写，其中有田园生活的美好，在陶渊明的笔下有着《归园田居》的系列作品，那种“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内含了勤劳、执着与愉悦。家国情怀又寄寓于古代诗人关于“送别”的书写，那里不仅有“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眷念与美丽，更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的旷达胸襟。“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表达的则是渴望国家统一的信念与为国泰民安奋进的愿景。文学中的包容性，如反映佛家思想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反映道家思想的“庄生晓梦迷蝴蝶”，反映程朱理学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不同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热爱和平，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篇章中体现和平性的作品浩如烟海，不胜枚举。所谓和平，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类是偃武修文、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前者，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具体表现为儒家将自然道德化，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焕发人们进取的力量；或者道家将人生自然化，如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庄子的“梦蝶”和“鱼乐”，以应化自然的达观展示人生博大的情境。后者，就是对“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的追求与企盼。唐代诗人讴歌盛世气象与太平生活的作品尤其多，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是盛唐气象的写实；“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是盛唐气象的追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是对战乱结束、安然返乡的喜悦。文运关乎国运，古人对和平的追求，自然融入了文学作品之中，这是古代文人创作共有的精神寄托与历史影像，对于当代文学的创作同样有着启迪作用。

（作者为江苏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赋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