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国藩在30余年的仕宦生涯里，为国为公。清统治者推崇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毛泽东对曾国藩曾有较高的评价。曾国藩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这和他处世治事坚持“廉、公、谦、慎”的四字官德紧密相关。 

　　廉，即廉洁，是为官第一要义。曾国藩生活节俭，住不尚奢，衣不尚新，食不尚精，一般一餐只吃一菜，所以有“一品宰相”的雅号。曾国藩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宫廷掌印，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平时与同僚的往来，也从不携礼而入，也不允许别人送礼。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困难了，何况是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在他身后，也并未留下多少遗产给子孙。曾国藩曾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如此看来，曾国藩此言确是掷地有声。 

　　公，即公私分明，处事公正、正直，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是为官之道。曾国藩在宦海生涯中能做到公私分明，树立良好的官德形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其师穆彰阿的态度。曾国藩初入官场能崭露头角、迅速升迁，与穆彰阿的提携是分不开的。然而穆彰阿为人并无政治操守，结成穆党，打击清流。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并没有追随穆彰阿，也没有运用手中的权力作为谢恩的筹码，而是立公立德，在政治上和穆彰阿划清界限，在私人关系上，一生执弟子礼甚恭。特别是后来穆彰阿下台，众叛亲离，曾国藩却一直和穆家保持亲密的关系，甚至穆彰阿死后，曾国藩还对其子孙多有照顾。后来，曾国藩在他的家训中探讨过这件事，他说，在对待自己的一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上级时，能做到六个字就行，就是“近其人，远其事”。 

　　谦，即谦虚、谦和，是一种气度和胸怀。古人认为：“谦乃君子之德”。《易谦》中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意为以谦卑培育自己的德行，曾国藩做到了这一点。他最初练湘军，是既无权也无钱，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练成的湘军，其战斗力却大大超过大清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国藩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这两条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导致灾祸的重要原因。因此，曾国藩在处世治事、待人接物中，始终把“谦”看成“须臾不可离之道”。他听说彭玉麟是个人才，虽然家贫，无一官半职，但是曾国藩不惜降尊纡贵，三次去请，终于使彭玉麟出山相助。曾国藩对自己的幕僚也是如此，坚持每天早上和幕僚们一起吃早饭，大家畅所欲言，关系融洽。曾国藩这种谦谦君子、礼贤下士的胸怀，使得幕僚里人才济济。晚清有一句话叫“天下督抚，半出曾幕”，就是说督抚一级的官员，有一半出身于曾国藩的幕僚，可见其网罗人才之盛。 

　　慎，即慎独，是一种至高的修身境界，也是曾国藩的可贵品质。曾国藩一生在慎独上下足了功夫，在他看来，慎独是修身之根本。其一，他认为慎独在于养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法，守身之先务也。”其二，他始终把慎独放在修身之第一和根本的地位。他在《君子“慎独”论》中，仔细考察古人修身的功夫，认为成效显著的有四项：慎重独处，就会心胸泰然；庄严恭敬，就会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就会心悦虔服；正心诚意，则神灵也会钦敬也。其三，慎独是“日课四条”之“体”。他总结自己一生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他认为慎独是根本，是“体”，其他三条是枝叶，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