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败转胜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情况下，及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教育。正是通过干部教育造就了一支作风优良、素质过硬的高素质革命队伍。系统梳理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设计对我们创新干部教育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形势需要大量高素质干部 

　　中国共产党胜利转移到陕北之后，华北事变发生了，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际成为了国共两党共同面对的矛盾。在《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全中国人放在面前唯一救国自救的出路，只有抗日，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则做人，不抗日则做亡国奴。”山河破碎之际、民族危亡关头，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力挽狂澜，挺起了民族脊梁，扛起了抗日救国这面大旗，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组织者、领导者、主心骨。要组织抗战、领导抗战必须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指出的：“干部的品质，所关就已经不是一事之成败、一地之得失，而乃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了。”所以，瓦窑堡会议《决议》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然而，当时无论是干部的数量还是干部的能力都严重不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红军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和惨重代价。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加在一起也不过3万人，干部损失近2/3。同时，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新的抗日根据地需要大量干部组织领导全体军民进行对敌斗争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总的来说，延安时期，从党中央到地方，从领导机关到基层部队，从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到其它根据地，干部数量严重短缺。这样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和培训，培养出成千上万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以担负起民族解放的使命。 

　　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也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不过这种领导绝非是天然具有的，要担负起领导重任，就必须把自身建设好。尤其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要摆脱狭小区域的限制从过去较小的圈子里走出来面向全国发展，更需要提高干部队伍的水平和素质。但是，当时党的干部队伍情况与这些新要求存在着严重不相适应。 

　　教育内容丰富多样契合实际 

　　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得到了全面开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化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选择既有对干部教育培养目标实现的客观要求的考量，也兼顾干部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要承担的具体任务，以及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内容丰富多样，既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哲学和价值理论方面的内容，也有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国史党史和国情方面的内容。既考虑干部教育共有问题的解决和通识方面的内容，也强调针对干部的类别、层次和工作性质的不同来设置不同的教育内容。总之，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内容选取与设计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当前与未来的结合，充分体现了思想教育、作风教育、理论教育以及专业知识教育的有机结合。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必修课和首要内容，这一教育内容的实施直接关乎着全党干部的理论素养。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应该学习的科学。他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延安时期，专门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自讲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使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提升。毛泽东在延安写成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理论著作，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的重要教材。 

　　实施党性党纪党风教育。党性党纪党风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肃清教条主义危害，纯洁党的性质的重要环节。开展延安整风之前，由于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对某些错误的思想缺乏积极有效的抵抗能力，以至于错误理论在党内外容易传播开来。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着。1941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党性党风建设的思想和内容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机结合，并将党性党纪党风教育作为当时党的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开展党性党纪党风教育。通过开展学习和整风，肃清了教条主义危害，扭转了党内多种不良倾向，净化了党内的风气，维护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实施党的宗旨观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了在全党全军特别是干部队伍中进行党的宗旨观教育，毛泽东先后利用不同场合和优秀人物的先进事迹，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脍炙人口的演讲，从不同维度阐释了共产党人的宗旨信念。 

　　实施专业知识和基本国情教育。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按照党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针，每个学校都明确了自己的培养目标，在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延安干部学校不但数量多、类型全，而且形成了一个适应抗战需要和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体系。此外，延安时期的所有干部学校非常注重国情教育。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曾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反复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国情。” 

　　教育方式统一科学高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干部教育和整风运动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普遍提升，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形成了共同体认，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应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教育的高度重视、科学的运行机制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制。为适应干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解决干部教育工作“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委员会，负责从全党层面统筹协调干部教育工作。该委员会由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等15人组成。与此同时，为加强中央直属各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适当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教学，有计划地招收新生，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管理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部长为张闻天、副部长为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内设两个职能机构，即党内干部教育科和国民教育科。1939年5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组织召开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对干部教育以往的组织领导工作作了总结并对未来作了展望：“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过去是有学习的，但组织得比较差，没有现在这样好。现在是更进一步了，有了组织，不像过去那样无政府状态了。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制定分级分类的促学制度。在促学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干部教育中实施了分级学习制度与分类学习制度相结合的差异化学习制度。差异化学习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但强调了学习主体的差异性特点，还突出了高级干部这一重点、兼顾了一般干部这一全面，以上率下、以点带面，有力提高了干部教育的实效。例如，红军改编前夕，总政治部确定了部队系统的学习制度，即部队“干部的教育应采用轮换训练为基本方式，并加紧日常工作的学习；教育的方式应采取‘不求多而求深入’与‘有计划的逐步提高’的原则，反对一般的条文化公式化与呆板的死记的方法”。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提倡在职干部的日常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天两小时的持久性、经常性的学习制度。对于不识字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干部教育应有针对性地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在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办学质量的基础上，应轮流征调干部入学。由于环境限制不能直接办理党校者，必须将干部送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央局或区委所办党校参加学习。并强调在职干部教育，“对文化程度低的同志首先应以消灭文盲与提高文化程度为中心”。 

　　营造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针对理论与实际脱节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他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进而指出了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该注意的事项，即“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应用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是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重要一点，也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必须遵循的方针。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