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方孝孺有两篇文章收入《古文观止》，一篇是《深虑论》，一篇是《豫让论》。

　　《四库全书总目》称，方孝孺的文章“纵横豪迈，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东坡即北宋苏轼，龙川即南宋陈亮）。“文以人重”，世人尊崇方孝孺的气节，也推重其文章。

　　方孝孺的《深虑论》，所以能作为古文范本供人们阅读、欣赏和研究，不但是因为文辞优美，而且还因为议论透辟。对于历史上朝代兴替，王朝执政风险，虑之深，思之切，发他人所未发，足以警示世人。这样的文章，不是那些有“头巾气”的迂腐的读书人所能写得出来的。

　　《深虑论》开头就振聋发聩：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方孝孺认为谋划天下大事的人易犯的过失：常常谋求解决困难的问题，而忽略了容易的问题；防备那些令人惧怕的事情，而遗忘了没有怀疑的事情。然而祸患常常突发于忽略的问题上，动乱常常爆发于不值得怀疑的事情上。

　　为了具体说明谋划天下大事的人易犯上述过失，方孝孺历数和分析了从秦朝至宋朝的“前车之覆”。

　　秦始皇在扫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以为周朝的覆亡是由于诸侯的强大，于是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正在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刀枪入库，皇位可以代代相传、万世不绝的时候，不知汉高祖刘邦已兴起于乡间，最终灭了秦朝。汉朝皇帝鉴于秦朝皇帝孤立无援，于是分封子弟为诸侯王，以为靠同姓诸侯王血缘关系的维系，汉朝可以传之久远不会发生变乱。哪知吴、楚等七国起而谋反，问鼎朝廷。汉武帝、汉宣帝以后，分割了诸侯王的封地，使其势力削弱，以为从此天下无事，哪知王莽终于篡夺了汉朝的皇位。东汉光武帝刘秀从西汉，曹魏从汉朝，晋朝从曹魏，吸取了败亡的教训，采取了防范风险的措施。然而，东汉、曹魏、晋朝的灭亡都是出于防备的事情之外。宋太祖鉴于五代藩镇势力之大，足以胁制国君，于是解除了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使他们易于控制，而不知自己的子孙终于被敌国所困扰。

　　方孝孺接着说：上述这些人都有超人之智，盖世之才，他们对于安定和动乱、生存和覆亡的迹象，不能不说思考周详，防备严密，但他们谋划了这一方面，祸患却从那一方面发生了，最终招致动乱和灭亡。这是什么缘故呢？方孝孺回答说：“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他认为，人们在谋划时，能够想到的，是人世间本来就应当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能“谋人”；人们的智力所达不到的范围，那是“天道”，而属于“天道”的范围，人们是不能谋划的。在今人看来，方孝孺的上述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并不影响《深虑论》的深刻性和警世作用。

　　方孝孺讲历史上防范风险，自然是为了明朝防范风险。明太祖没有为日后的继位者创造良好的执政条件，相反却为他种下了祸根，使他不可能稳稳地坐在龙椅上。朱元璋吸取汉、唐外戚、宦官祸国的教训，订立制度，不许后妃、宦官干政，这自然是做得对的。但他又吸取元朝君弱臣强、威福下移、尾大不掉、渐至败亡的教训，将功臣宿将诛戮殆尽，以至没有为继位者留下一个可以倚为干城的将领，造成继位者茕茕孑立，孤独无助。另一方面，明太祖又分封诸侯，授命燕王朱棣等全权处理地方军务，导致燕王在北方的坐大，实际控制的地方成为国中之国。博古通今，政治上敏感的方孝孺应该是看到了明王朝的这些隐患，也许他的《深虑论》正是为此而发。

　　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于建文元年（1039年）发动“靖难”之役以后，方孝孺对明王朝面临的严峻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建文三年，“靖难”之役尚未进入关键时刻，燕王的军队与朝廷的军队在河北、河南、山东有一些接触，朝廷有一些失利，但战局尚未明朗，这时方孝孺就预料到朱棣有可能率军打过长江，颠覆建文帝的统治。明朝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有一篇《黄叔扬传》写到这样一件事：方孝孺的好友、曾任礼科给事中的黄铖，因父亲去世，回到家乡常熟治丧、守孝。方孝孺前往吊唁，曾跟黄铖密谈。他说：北方不安定啊。苏州、常州、镇江对拱卫京师、应对北方事变，都非常重要。你是皇上身边亲近之人，虽已去职，当有以教我。黄铖说：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中，镇江最为要害，但镇江知府不可靠；知府用非其人，是自撤屏障。苏州知府姚善是忠义之人，但对部下过于宽厚，虽是治理地方的良才，恐不足以平定祸乱。不过国家大局，不由江南决定，等到北方的军队打到了江南，一切都晚了。他们谈得很深入，想到了燕军打过长江怎么办。果然，次年正月，燕王亲率大军，从北平出发，大举南犯。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到了长江北岸。六月三日誓师渡江。六月八日从镇江向南京进发。建文帝号召各地军队前来“勤王”，无人响应。如果建文帝继位时身边有一位像刘基那样的谋臣，或有一位像徐达那样的统帅，他未必会一败涂地。眼看大势已去，但回天乏力。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打开京师城门，迎燕军进城。燕王朱棣兵不血刃进入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

　　或许有人会说，方孝孺辅佐的建文帝，轻易就被朱棣搞掉了，不但如此，方孝孺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没能保住，还谈什么“深虑”？不错，他辅佐建文帝是失败的。但方孝孺仅仅担任过翰林侍讲、侍讲学士，级别不高，并不参与执掌国政。虽然建文帝每遇大事，总向他咨询，但他不负实际执政之责，因此对建文帝的失败实在难负主要责任。建文帝的不堪一击、迅速垮台，与皇帝的软弱、执政大臣的不得力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明太祖的诛戮功臣、分封诸侯的失误造成的。方孝孺要保住身家性命并非不可能。《四库全书总目》就说，齐泰、黄子澄（实际执掌国政、主张“削藩”最力者）为燕王所切齿痛恨，即使两人委屈求活，也没有活命的希望。方孝孺则不同，燕王要借重他的声名，请他起草即位诏书，以号召天下。“使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接迹三杨”就是跟杨荣、杨士奇、杨溥相继成为内阁大臣。方孝孺未必不知，硬顶燕王，后果十分严重，而只要答应为燕王起草即位诏书，不但能保住性命，还会被重用。但方孝孺不愿受一个篡夺皇位的藩王驱使，不愿背叛他曾经为之效力的建文帝，不愿为苟且偷生而丧失气节和操守。他选择了慷慨就义。

　　清朝王夫之明显受到了方孝孺《深虑论》的影响。王夫之《读通鉴论》一书就讲到了曹魏的例子：“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曹魏吸取东汉灭亡教训，采取措施，防范宦官和外戚专权。曹魏建立之初，就对宦官的任职做出限制，防止他们掌握大权。黄初三年九月，魏文帝下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规定太后不能与闻政事，外戚不得担任辅政大臣。但曹魏政权仍然很快为司马氏所篡夺。问题出在哪里呢？王夫之回答说：“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原来是防范了这方面，那方面却出问题了。在这里，王夫之发挥了方孝孺《深虑论》的观点。

　　方孝孺的《深虑论》是600多年前写的，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读读，体会其深意。历史上的一些王朝，虽然吸取了前朝覆亡的教训，有一定的防范风险的意识，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预防了这方面的风险，忽略了那方面的风险，以致铸成大错，招致灭亡。方孝孺是对这些历史教训研究得最深透的人之一。方孝孺说的“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王夫之说的“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都是警策之语，值得人们牢牢记取。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