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竑(1413—1488)，湖北江夏（今属武汉）人，生于河洲（今甘肃临夏），26岁中进士，在江苏做过二任漕运总督、一任江北巡抚，官至兵部尚书。王竑一生颇具传奇色彩，诛阉党、恤百姓、修边防、劝皇帝、强漕务、理盐政，是明代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著名官员，最为百姓传颂的是他为国为民的那份生死担当。

　　反对阉党，稳定局势

　　明朝历史上共有三次大的阉宦之祸，分别由王振、刘瑾和魏忠贤引起，正统年间的王振阉党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一次阉党擅权，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王振的这一次擅权对明朝产生了极大的破坏，皇帝朱祁镇在王振的裹挟下参与对后元瓦剌部的进攻，结果在土木堡兵败被俘，形成了一场朝中无君的大规模的政治危机。皇弟朱祁钰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随即主持政权，朝中正直的大臣顺势发起肃清王振阉党的政治斗争。王竑是这场斗争的积极分子，他带领群臣击杀王振的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毛贵、王长随三人，朝中阉宦势力得以肃清，为战胜瓦剌部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这就是著名的“左顺门事件”。史称，“当是时，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竑，且召诸言官慰谕甚至。”明朝开国70年，从未有过文官在朝堂上打死锦衣卫头目的事。《名山藏》记载，王竑叫来妻儿，郑重交待后事，然后坦然进宫领罪赴死。好在有老臣于谦力挺相助，躲过了一劫。后来正德年间的大诗人李梦阳有诗曰：王竑犯阙虽愚憨，舍命临危一丈夫。“左顺门事件”更为重大的意义在于，此后朱祁钰正式继位，明朝确立了绝不妥协、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开始了井然有序的对瓦剌备战。

　　抵抗外敌，平定内乱

　　王竑作为文官，却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瓦剌部在俘获英宗朱祁镇后，挟英宗进逼北京。这时北京城中的主和派主张弃城，而于谦、王竑等主张坚守，并拥立朱祁钰登上皇位。王竑被任命为佥都御史，负责督领毛福寿、高礼军防守城墙。瓦剌兵临北京城外的高粱河，王竑联络外兵，联合其他军队将瓦剌军队赶出居庸关。1449年，王竑被命镇守居庸关，他到任后缮修边关，精简官吏，训练士兵，使居庸关成为铜墙铁壁。瓦剌也无计可施，只好送还英宗，退出边关。曾出使瓦剌的明朝使者李实说，瓦剌知道是王竑镇守居庸关，竟从此不敢靠近边关。史称，“寇退，诏偕都指挥夏忠等镇守居庸。竑至，简士马，缮厄塞，劾将帅不职者，壁垒一新。”1455年，霍山赵玉山自称宋代后裔，以妖术惑众。王竑被派去处理，一下马就捕治之，平息了这次叛乱。1461年，勃来叛乱，进攻庄浪，王竑被派与都督冯宗一起征讨，很快在红崖子川击退叛兵，其后又单独留守善后，迅速恢复了当地的秩序。

　　心系百姓，抒民苦难

　　1450年，王竑奉命与同都督佥事徐恭督漕运并修理整治通州到徐州的运河。1451年，王竑受命巡抚淮扬庐三府徐和二州、兼理两淮盐课。盐课是明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漕运关系到北京政权的存亡，而三府二州历来是灾害频发地区。这三个重任落在王竑肩上，说明景泰帝对他寄予重望。1453年，凤阳、淮安、徐州三地发大水，“道殣相望”。王竑一边向上报告要求救济灾民，一边立即做主开仓赈贷。当山东、河南灾民闻讯赶来要求救济时，王竑又逼看守徐州广运仓的典守宦官开仓救济。同时给朝廷上奏折“自死劾”，奏劾自己擅自开仓救济之罪，请求朝廷将自己问斩。景泰帝闻信后不仅没有责备他，又派待郎邹干持现金予以支持。同时，王竑提出输粮赎罪、按商舟大小出米以及纳粟入监的赈灾办法。这次擅自开仓济民，王竑共救活灾民一百八十五万余人，“劝富民出米二十五万余石，给饥民五十五万七千家，赋牛种七万四千余，复业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辑者万六百余家。病者给药，死者具槥，所鬻子女赎还之，归者予道里费”，受到百姓的欢呼：“人忘其饥，颂声大作。”景泰帝也说：“贤哉都御史！活我民矣。”1462年，王竑再次担任淮扬巡抚、漕运总督，“淮人闻竑再至，欢呼迎拜，数百里不绝。”说明王竑心系百姓，抒民苦难，得到百姓的爱戴。

　　敢于直谏，匡正时弊

　　王竑曾经做过户科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这些在明官中都是言谏、纠察官，负责纠风察奸、规正时事、批评皇帝和百官。王竑具有不阿不附、性格耿直的正直言谏官员的品格，也有不惧豪强、敢批逆鳞的大无畏精神。他在朝廷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以敢直言著称，就是对于九五之尊的皇帝，他也能直指缺点，不予宽松。如1453年，天下灾害频发，王竑为此上书要求皇帝“请敕责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敛，罢无益之工，严无功之赏。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亲儒臣，讲道论德，进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受到朱祁钰的肯定。这是王竑对于一般官僚的匡正。1454年，王竑根据自然灾害仍然不断的情况，毅然上书要求皇帝改正自己的弊端：“陛下嗣位以来，非不敬天爱民，而天变民穷特甚者，臣窃恐圣德虽修而未至大伦，虽正而未笃；贤才虽用，而未收其效；邪佞虽屏，而未尽其类；仁爱施而实惠未溥，财用省而上供未节，刑罚宽而冤狱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颁而奉行或有更张，赋税免而有司或仍牵制。有一于此，皆足以干和召变。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钦天命，法祖宗，正伦理，笃恩义，戒逸乐，绝异端，斯修德有其诚矣。进忠良，远邪佞，公赏罚，宽赋役，节财用，戒聚敛，却贡献，罢工役，斯图治有其实矣。如是而灾变不息未之有也。”同样受到皇帝的嘉纳。王竑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忠谏是他品格的集中体现，对于整顿官吏、稳定政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王竑为官一生，刚正不阿，功彪青史。他精忠报国创下的赫赫战功，忧国为民做出的累累政绩，都是他敢于担当的品质彰显。每逢国之危难、百姓之危难，他必挺身而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奋勇担当国家民族之危难，这是担当的至高境界。此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

　　王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好官”“能臣”，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作为言官必须敢上言、敢进谏，所谓“文死谏”；二是作为朝中权贵必须廉洁公正，又要具有很高的治国才能；三是作为地方官，除了廉洁公正、具有才能外，还要亲民、爱民。

　　崇拜王竑的彭韶为刑部员外郎，因上疏要求召回被错误贬谪的王竑而下诏狱。复官升郎中后，他坚决反对将民田划给太后的弟弟，又被下诏狱。出狱迁四川副使、按察使，“尽撤境内淫祠”。迁广东左布政使，在任上章奏劾扰民的太监和权贵。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时，上疏批评皇帝宠信贵妃，是“正家之道未终”；纵容太监“利源兵柄，尽以付之”，是“防微之道未终”；接受镇守中官“争献珍异，动称敕旨，科扰小民”，是“持俭之道未终”；乱封官爵，是“用人之道未终”，深为切中时弊。整顿盐法时，“韶以商人苦抑配，为定折价额，蠲宿负，悯灶户煎办征赔折阅之困。绘八图以献，条利病六事，悉允行。”后来他到吏部任职，“与尚书王恕甄人才，核功实，仕路为清。”任刑部尚书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韩文、梁王景、邹智、姜洪、李文祥无不如此，完全是以王竑为榜样来立身政坛，做官行事。

　　（作者系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授、《江苏商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