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党中央扎根陕北近13年，史称“延安时期”。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政权建立了防腐、惩腐、治腐体系，廉政建设颇具成效，形成了工作、生活、思想、理想、信念等方面新的精神风貌。“只见公仆不见官”成为延安时期廉洁社会风气的生动表达。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工作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时期党风廉政的设计与实践，为当前我国廉政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迪与借鉴，值得我们去深入学习与研究。

开展廉政思想教育。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为民族利益及抗战前途计，为使抗日民主政权免于重蹈国民党政权贪腐成风的覆辙，广泛开展了包括理想信念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民主意识教育、公仆意识教育、法纪教育、警示教育等在内的廉政思想教育，教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深处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所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要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务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他的倡议下，全党普遍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广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以及执政为民、克己奉公的情操。在党的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为了培养广大党员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增强抵制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腐蚀的能力，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发表演讲，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教育意义，成为当时党员干部思想言行的一面镜子。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普遍要求扩大至全党全军，明确提出：“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党章，这就从思想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解决了我们党“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身教胜于言教，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带动了延安时期的清廉之风，人人崇尚艰苦奋斗，使得骄奢淫逸没有市场。毛泽东亲自开垦荒地、修建水渠，他习惯于夜间写作，为了节省灯油，只在动笔时拨大灯芯，沉思时则将灯芯弄小；周恩来出行拒绝包厢软卧，1937年他为了革命事业远赴石家庄，和普通旅客一样乘坐三等座；刘少奇身患严重疾病依然坚持简单的伙食配给；朱德的一条毛毯陪伴着他翻雪山、过草地，南征北战，缝缝补补，即便如此他也坚决不收战士们送的豹子皮；彭德怀用缴获的降落伞制作背心；担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眼镜腿断了用绳子系在耳朵上将就使用，他还制定出一系列节约条例，如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作造纸材料、不用公家提供被服等。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像普通百姓一样，毫无例外地参加耕作、种菜、浇灌、施肥，以身作则从事大生产运动。一位美国友人在延河边散步，偶遇挑马草归来的林伯渠，不由得赞叹道：“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当时在延安访问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也发出类似肺腑之言：“余到重庆所见，各处办事员多达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月费以万计，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迨至延安，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他由此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延安时期，少数党员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无视党纪政纪，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这些违纪分子绝不姑息，从严惩办。曾任靖边县裁判委的艾印三，不仅浪费腐化成性，而且私受贿赂，干预司法公正，营私舞弊，破坏政府信用，私自释放犯人，被开除党籍并依法惩处。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将贪污腐化的领导干部王华亭、刘润华、刘善安、王鸿荣、黄炜、曹世华等6人开除党籍并予以法律制裁。在这些铁腕反腐案例中，较为典型的是“莠草”肖玉璧案。肖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全身有90多处伤疤，为革命立下过赫赫战功，曾是红军中的英雄人物。1940年，毛泽东去中央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当他看到病榻上的老战士肖玉璧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时，心情十分沉重，于是把自己每天的半斤牛奶让给肖玉璧喝。然而，肖玉璧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某税务分局局长期间，无视法规，滥用职权，贪污腐化，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行刑前，肖玉璧向毛泽东写信求情，毛泽东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据统计，1939年至1940年，边区政府先后查处乡级干部贪污分子150名、区级以上干部贪污分子27名，有效遏制了腐败发生和蔓延。

健全廉政法规制度。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在政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之际，党中央把反腐败、反浪费，保证政府廉洁施政当成大事要事来抓，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当时陕甘宁边区宪法性文件将厉行节约、惩治贪腐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加以规定，如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1946年4月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提出严惩贪腐分子，政府人员必须廉洁奉公、敬业奉献的要求。此外还制定了一些反贪污专门法规，如1938年8月边区政府颁行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克扣或截流应发或应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并规定对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些干部管理守则也将廉洁奉公作为政纪的基本要求，如1943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规定公务人员应“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并在注释中专门提到：“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这一系列法规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使延安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社会风气，党和人民结下了“鱼水情谊”，保证了党风、政风和廉洁政治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