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命题和重要支撑。要抓住“十四五”产业发展的关键五年，厘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机制，乘势而上推动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

内需动力不足难以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寄托于国际循环势必会给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便提倡扩大内需，但内需作为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对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居民收入增长不足，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受到抑制。中国已进入消费对经济贡献率提升阶段，但作为有效需求决定性因素的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率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呈下降趋势。和居民消费相比，投资所占比重过高，投资结构失衡，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占比高于民营企业。

第二，居民消费结构失衡，高层次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偏低。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收入上升和食品支出下降大大拓展了消费空间，但生活必需品支出的减少并没有完全用于教育、旅游、通信等消费，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使得住房性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居高不下，挤占了其他中高层次消费支出的空间。

第三，供需不匹配抑制消费增长，部分高质量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但需求的快速升级没有带来供给的同步变化，高品质、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使得一些中高收入人群转向在国外消费。

第四，高端自主品牌培育不足，产业发展国际竞争力弱。一方面，自主品牌建设能力较弱。代工生产和技术模仿带来的低端锁定效应，使得我国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长期走资源消耗型发展道路，成为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加上一些中国制造产品形象较差，行业标准、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低，新产品开发能力不足，导致一部分国内需求外流。另一方面，国内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认知存在偏差。例如，格力等先进制造企业在家电方面的生产技术已经较为精湛，却没有得到国内消费者对日本、德国等国的著名品牌同样的认可。

国际市场不稳定性增强使得外需拉动难以为继

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外需市场不稳定性增强。

首先，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需求大幅下跌。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已经下调至3%以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进一步冲击，使得本处于微弱复苏进程的全球经济继续下探，国际贸易和旅游业大规模萎缩。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直接冲击我国外需市场，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使得货物贸易反弹微弱的同时服务贸易持续低迷。

其次，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链压制效应更加明显，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随着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压制我国经济与产业发展。尤其是华为和中兴事件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产业拓展国外市场带来障碍。

最后，新兴经济体基于低要素成本比较优势，给我国中低端传统产业带来替代压力。伴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降低的是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能源、土地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治理等成本明显高于部分国家。而新兴经济体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凸显，在出口优惠等一系列政策加持下打造了新一批加工制造工厂，逐渐挤占了我国传统产业的需求市场。

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凝聚产业高质量发展合力

需求拉动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性动力，充分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和未来最主要竞争优势。要将重心定位于国内市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积极应对国际竞争和摩擦，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合力。

一是扩大内需尽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我国拥有超14亿的人口和100万亿的总需求，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市场巨大潜能，更好地发挥消费拉动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内循环为主体并不是简单将出口转为内销，而是要立足强大的国内市场，以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加快分配制度改革，促进消费规模扩大。降低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再分配力度，让政府支出从促发展向提高公共福利水平转变。进一步加强民生领域建设，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在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等方面的负担，从而弱化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信心。其次，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创建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其发挥中高端消费主力军作用。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更加优质、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加快拓展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体验消费等新兴消费领域，通过创建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消费升级和扩容。调整住房和汽车等耐用品消费政策，改善房地产与其他生活服务支出比例，优化消费支出结构。再次，扩大国内有效投资。重点加快“两新一重”投资，即加快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资，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优化投资效率，拓展投资空间。

二是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一方面，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建立“流动自由、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统一各地、各产业支持政策，对国企、外企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将产业发展差异从政策壁垒转向效率竞争。有效破除行业垄断、市场分割、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制的协调统一，将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逐步推动区域经济和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三链合一。另一方面，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促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现代贸易流通和综合运输体系，完善基础设施、骨干线路、区域分拨、末端节点的建设和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贯通“八纵八横”高速铁路和交通干线网络。通过健全现代物流和交通体系，形成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和统一联动的国内市场。

三是强化新一轮对外开放稳定外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搞闭关锁国和内卷化的经济循环，反之必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层次。首先，积极应对国际竞争，参与和维护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面对逆全球化倾向、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发达国家的贸易打压和制裁，要转变对外开放策略，既要继续深化与欧盟、英美和日韩等国的经贸合作，加强技术交流与沟通，实现互惠互利；又要依托“一带一路”国际贸易物流大通道，充分利用沿线经济体的资源、能源和广阔市场。同时，减少政府对出口产品的不合理补贴，积极研究国际反倾销调查体系、产品环保和质量标准、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建立标准信息服务和纠纷处理平台，减少产业发展和企业投资风险。其次，充分利用国际合作新平台，加快全球产业布局。引导企业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努力拓展新兴市场，扩展与周边国家贸易规模。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推进多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成员地位和多边贸易体制，构建良好的外部贸易环境。再次，实现国内国际协同发展。要从传统模式下中国离不开国际市场向国际市场离不开中国产品和服务转变，既要通过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循环，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竞争优势，进而推动外循环的畅通进行；又要实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增强产业发展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产业的国际竞争潜力，从而为内循环的畅通运转注入动力。

[作者余泳泽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科领军人才；段胜岚为南京财经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20ZD&08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