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为中国国家治理实现高效能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厘清“两个大局”的丰富内涵，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两个大局”，不忘初心与使命，持续增强国家治理效能，具有深远意义。

“两个大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与世界重要论述的深化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关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学”、中国精神与世界文明、中国经济与未来发展等诸多方面。马克思自从1851年8月开始，就专门给《纽约每日论坛》写专栏。《纽约每日论坛》成为当时马克思阐发对“中国与世界”相关论述的主阵地。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论述中，他们将视角触及经济贸易、区域发展、商品运输、文化交流等方面。他们关注到中国与英国、美国、法国、奥地利、俄国、墨西哥、哥伦比亚、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在19世纪中叶之间的贸易来往。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到的中国地区有：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福州、黑龙江、西藏等。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到的商品有：茶叶、生丝等。马克思预设一个中国与世界互动交往的动态景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述，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都被英国大炮所冲蚀。与此同时，马克思生动地描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认为，英国暴力打破了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中国，造成了“解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大局”，一方面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一方面指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论述的深刻要义，而且还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增强中国治理效能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认识。

“两个大局”是洞察世界总体形势新挑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永不停歇，创造“中国奇迹”。然而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以意识形态和民主、人权为借口，向中国发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如何持续增强中国国家治理效能，从而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两个大局”，科学把握世界总体形势。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不断在谋得国强民富之中探寻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洪流中的基本规律和优化路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局势等产生深远影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动，全球治理体系和中国治理体系都在剧烈变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聆听到中国声音”，正在前所未有地以强势劲头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依据中国客观实际和全球治理总体形势，在对中国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深入剖析和准确把握之中，敏锐性地洞察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力量的总体趋势而作出“两个大局”的重要论断。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要统筹“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两个大局”不仅深刻阐明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时代潮流和发展大势，而且对于深刻理解“十四五”期间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机理和增强中国国家治理效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两个大局”对中国国家治理实现高效能提出新要求

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持续探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由传统的全能型国家治理转向现代的法治型国家治理中，勾勒了国家治理效能的恢弘景观，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进程中的博大气度和道路自信。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承着初心和使命，不懈奋斗，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构筑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说的“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壮美图谱。国家治理效能在结构、质量、效益、目标体系等方面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全社会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要深入领会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要运用系统性思维来分析国家治理效能科学内涵，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增强国家治理效能中汲取宝贵经验，审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规律和特征，从而促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向高质量。

“两个大局”要求中国共产党建构契合中国灵魂和全球视野的国家治理体系

“十四五”期间，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促进中国经济治理和政党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吁求。百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的政治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与世界重要论述，持续推进中国特色制度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转化为治理效能，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优越性。从这个层面来说，国家治理效能就是诸多公共政策集合发挥正效应的整体性呈现。中国各区域之间互动发展、中国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交流等，这都需要跨界协同能力的建设。“两个大局”视野之中，无论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还是省份之间、社区之间等，都需要在建构跨界协同能力体系中增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结构和功能、硬件和软件、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一般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治治理体系、经济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文化治理体系、生态治理体系等基本部分，但构筑一个由党委、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媒体等多主体组成的治理结构，是构建“五位一体”、系统性、协同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要求和根本基础。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通过采取有效的治理模式、运作机制、规则制度、技术手段等，促使“治理体系”保持高效、持续、顺畅的运转，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公共服务、释放活力、维持平衡等核心功能，以全面达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目标。这一逻辑关系表明，构筑完善有序的治理体系、选择最佳治理模式，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任何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都离不开现实的语境。“两个大局”正是当前中国共产党要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与世界重要论述来谈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的基本规律、优化路径和实现机制。中国共产党要建构契合中国灵魂和全球视野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在“两个大局”中持续增强国家治理效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探寻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有机融合机制，从而助力中国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双向共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以宽广的视野，厘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在进行中国治理的决策制度与执行制度等的创新实践时，不断提升政策科学化水平，勇于担当，明晰问责与容错的边界，着力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和实效性。由此，中国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会更加科学、更加高效。

[作者单位：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