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新安小学是“新安旅行团”的母校。当年，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希望你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新安旅行团”1935年10月成立，该团在周恩来和宋庆龄、陶行知、郭沫若、田汉等的支持和帮助下，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在全国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南京晓庄学院作为一所烙有红色基因的高校，有必要充分利用好晓庄校史中的党史这一“营养剂”，着力讲好中国共产党人与陶行知互动的故事，为青年学子上好人生党课，厚植青年学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聚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据《周恩来选集》记载，在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做乡村工作。毛泽东1925年回家养病时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开始注意农民问题。陶行知于1927年在南京城北创建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始了“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伟大建设事业，一些共产党人由此会聚到一起。1928年开始，刘季平、董纯才、石俊、徐明清等一批中共党员、团员奔赴晓庄读书，并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在陶行知宽容博爱的办学理念下，晓庄党支部蓬勃发展，到1929年底已形成了党员十余人、团员十余人的规模，并在陶行知的支持下成立了联村自卫队，实现了共产党员刘季平“搞点武装”的梦想。1930年3月，陈云代表中共江苏省委视察南京工作后给省委的信中表示，“争自由的斗争有七个学校有了群众，其中以晓庄为最好”。4月5日，在晓庄师范原党支部书记、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委员刘季平和晓庄师范党支部书记石俊带领下，晓庄师生举行了支援和记洋行工人罢工行动，形成了上万人的游行规模，引发了国民党政权的高度恐慌，陶行知因此被通缉流亡海外，晓庄党支部多人被捕，其中除刘季平越狱成功外，石俊、叶刚、郭凤韶、谢纬棨、袁咨桐、姚爱兰、汤藻、马名驹、沈云楼、胡尚志等晓庄十名学子先后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龄最大者23岁，最小者年仅16岁。

学生的这种大无畏牺牲精神给陶行知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也促使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开始参加各类马克思纪念活动，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与中国共产党人往来甚密。1931年陶行知流亡归来后，他的学生——共产党人张劲夫、董纯才、孙铭勋等人与他一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进一步影响陶行知的政治观。1936年出国途中，陶行知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共同拟定《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吁国民政府、中共、西南当局等团结一致对抗日本侵略，得到了毛泽东的热烈回应与亲笔回信。在国外宣传抗日的两年中，我们党派出陆璀、钱俊瑞等党员与陶行知朝夕相处共同合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的《救国时报》也与陶行知经常互动。归国后，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陶行知，经常与董必武等共产党参政员联名合作，同时他也与中共南方局周恩来、邓颖超等交往频繁。1938年12月，陶行知担任理事长的生活教育社正式成立，共产党员王洞若、操震球、刘季平、戴伯韬、方与严等人担任常务理事，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抗战联合统一战线的代表组织。生活教育社还在延安成立了分社，“延安五老”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多次参加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活动，推动了生活教育理论实践在延安根据地落叶生根。

在与共产党人的深入交往中，陶行知被这一群体所具备的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所感染，促使他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第一线。他抱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信念给妻子吴树琴写信：“再到长安寺去祭昆明反内战被害烈士，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的，望你不要悲伤。你有决心，有虚心，有热心，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启蒙大事，以奠定天下为公之基础”。这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让陶行知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并与李公朴、闻一多并列为暗杀榜的前三名。在生命的最后一百天里，陶行知作了一百场演讲，战斗在反独裁反内战的第一线，终因劳累过度，于1946年7月25日突发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当天获悉后，推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之约赶赴现场，陶行知的手尚有余温。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周恩来称，“……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可以说，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陶行知政治路线的最高肯定，也深切体现了陶行知与共产党人近二十年的交往友谊。

陶行知的突然离世，引发了共产党人的无限哀思。7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发出唁电，毛泽东对陶行知高度赞誉，手书“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延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陶行知纪念活动，延安新教育学会刊印出版《行知教育论文选集》，掀起了一股学习陶行知、纪念陶行知的热潮。8月11日，边区参议会召开边区追悼大会，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陆定一等人主持并担任主祭人，组成了以习仲勋等10人为核心的陶行知纪念委员会。会场四周挂满挽联，其中就有毛泽东送的“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以及朱德的“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追悼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宣布将延安中学更名为行知中学，徐特立肯定了陶行知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地位。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陶行知的一生，特别是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认为陶行知的死是“在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的奋斗中劳苦过度而死的”，号召“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员们，也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

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陶行知的定性，都意味着陶行知无论是从思想还是在实践层面，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无论何时何地，他的这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作为一所具有红色基因、大无畏奋斗精神的大学，南京晓庄学院更应该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充分挖掘校史中的党史故事，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让红色晓庄代代相传。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