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参观︒新华社

编者按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文章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切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文章指出，要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本刊今日刊发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的文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象》，从学好党史中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关于学党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史明理”要明白三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加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坚定“四个自信”；“学史崇德”，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在100年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学史力行”，就是实践，办实事，开新局。

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出发？是怎样出发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象？可以为我们领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带来一些启发。

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

把握大势后的共同选择

中共一大前，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有58位。参加一大，到底有多少代表？有12人之说，有13人之说。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表述方法是，先列出12位代表的名字，再加一句：“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这样讲，是叙述性的，很客观。他们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把握了大势以后的结果。当时的大势有三个方面。一是五四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可以从介绍过来的各种理论思潮中选择一种来救中国；二是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一种新的救国道路；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萧条，再加上巴黎和会无视中国对山东主权的诉求，使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非常失望，甚至反感。

这就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势所在。

为什么说58个人的选择，算是把握了大势？真理从来是先由少数人掌握，在实践中比较，逐步得到大家认同的。这是个规律。

实际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不止这58个人。

不在58个人当中的一些人，也应该视为建党群体。比如说蔡和森，从文献资料上看，他较早提出党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1920年7月，蔡和森在法国的一个会议上就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年8月，他写信给毛泽东，再次表达了这个主张。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准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还曾经想过我们党叫什么，其中一个方案就叫“社会共产党”。所以蔡和森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也不在58个人的名单当中，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里面也没有他，但是他的地位和贡献跟58个人是不相上下的。

再比如说，恽代英也不在58个人里面，他在1920年夏天组建了一个“波社”，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四川当时比较闭塞，吴玉章、杨闇公（杨尚昆哥哥）不知道当时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而且还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说明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建和他们的组织结构。后来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他们立刻把中国青年共产党解散，然后参加中国共产党。

张太雷，他是属于58个人里面的，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早期组织，受李大钊委派到苏联，还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科长。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言谈到中国国内共产党组织的建设。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他参加大会的时间是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23号才开会成立的。他的发言已收入《张太雷文集》，讲的内容水平很高。

总体上说，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共产主义，是个大趋势。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三个特点注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精神气象

一大前，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可叫做建党群体；一大以后到大革命失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可叫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两拨人，可统称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什么特点？有三大特点，这三个特点注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精神气象。

一是知识分子出身

58个第一批党员，基本是知识分子，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念，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被知识分子接受，知识分子掌握了这个思想武器，再去动员发动工人和农民。而且知识分子要创立一个党，它代表谁？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说的，去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做出了很大的创造，它代表的除了工人阶级还有农民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中华民族利益。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信仰，是经过各种理论思潮的比较，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有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

我们来看毛泽东选择共产党，或者他确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1921年元旦，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毛泽东让大家讨论新民学会的走向，说我们要选择信仰，选择什么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总结说：摆在我们面前五种选择，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觉得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我们可以采用。他是通过比较的。而且，他还认为，其他的方法途径主义，有的是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做不到。毛泽东当时还告诉大家，把新民学会的宗旨，改成“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写信跟蔡和森谈道：我们选择共产主义不是说放着更好的路不走，偏要走这条路，而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变计”，意思是只能走这条路。

这就是知识分子建党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可以说，这代人对马克思主义行不行，社会主义好不好，共产党能不能干成、有没有未来，是反复思考才作出选择的。多数人都有发自内心的信念，对初心使命有恒心，能坚持。有人统计，58个人当中，后来被开除或脱离党组织，叛变投敌的，也就8个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有文化艺术气质，而且很方便把自己的革命意志、政治信念，转化成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表达出来鼓舞人。

这是一般政党很少有的特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信仰转化成文化自信的可能性或途径有很多。

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都是文化大家、宣传家。陈独秀是研究文字学的，他在研究“小学”这个问题上造诣比较深。李大钊学法律出身，他的诗歌写得好，写了大量旧体诗，五四运动以后还写新体诗，留下8首新诗。其他写诗词、散文的很多，像瞿秋白是作家、翻译家，印章刻得很好。这种文化气质对他们的信念有什么影响？

举个瞿秋白的例子。他翻译过国际歌。牺牲的时候，敌人把他押到山坡上，他不让刽子手在后面开枪，在前面开枪，他专门找一个地方，说：“此地甚好。”还说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过去忙于革命，很少大休息，现在我可以大休息了，然后从容面对刽子手。这种信念、这种境界、这种精神气象，我觉得就是这代共产党人的文化气质，带来的对政治信念的自信。那种崇高感，是在死亡面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和淡定，背后是信念的坚定。所以，毛泽东说，方志敏、瞿秋白是“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陈毅，早期写过小说，后来写诗。在梅岭被围的时候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今天要断头了，怎么想？创业很难，身经百战，死了很多人，我要死了。虽然要死了，但是我要到泉台（相传是阴间和阳间的接合部）那个地方，把比我先死的部下们召集起来，在地狱里面也要造阎罗王的反，要革命。他通过诗歌把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传达出来。

毛泽东不用说了，他一生都是诗人，越是逆境、危急的时候，他的诗情越张扬，写的诗越好，长征当中写的诗都是经典之作。

周恩来，虽然写的诗不是很多，可不能小看周恩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年轻的时候是写新诗的，也有一些旧体诗，比如我们熟悉的“大江歌罢掉头东”等，五四前后他写新诗，中央文献研究室还出了周恩来青年时期的诗选，有很长的新诗。甚至到晚年，上个世纪60年代他还跟他的侄辈说，我年龄大了，早晚有退休的一天，退下来以后我就写长篇小说，而且题目都想好了。他说巴金写过一部小说叫《家》，很有名，读了以后觉得巴金这个小说对封建家族的描写和结构，与他感受到的封建大家族的情况还有距离，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叫《房》，就写他们那个周氏家族。周恩来荡漾在内心深处的文化气息，弥漫着共产党人的牢固信念和深刻的理性思维。

这就可以理解早期共产党人，确实是被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所以说到关键时候，到曲折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灰心丧气的。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浪淘沙。知识分子出身，有理论，有信仰，但终归要和实践结合，和工农结合，才能成熟，才能奋斗到底，才有未来。因此，一路前行，就会出现大浪淘沙的情况。早期有的共产党人，后来也有落后于时代的。早期共产党人，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人，是主流。他们经受住了考验，走到新中国，或者在路途当中倒下去了，牺牲了，这是主流。第二种人，一部分脱党，大革命高潮时有5.8万党员，后来大革命失败以后只剩下1万多人，其中不少被国民党给杀害了，其他人到哪去了？脱党了。但好多人脱党而不反党，思想理论上甚至包括信念上，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做进步的事情和工作，这种人不少，包括一些著名作家、理论家。比如李达、郭沫若，他们依然在宣传先进文化。第三部分人，是走向反面的，从“红船”出发，但是半途当中跳船了，跳了以后还要拿斧头去凿共产党这艘船，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这些人，这是极少数。

二是大部分人中等家庭出身

除个别外，大多处于中等家境。一般来说，他们有往上走的冲动和能力，经过奋斗，都会有比较好的前途。但他们的冲动和能力，改变了方向，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加入到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谋个人的出路，而是为改变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初心使命是明确的。而且，选择了共产主义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对待家庭的概念、对待财产的概念。

比如说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他的毕业证都印好了，但他没有去要。至今张太雷的毕业证还放在天津大学，作为他们的镇馆之宝。那个时代北洋大学读法律的毕业生出来以后，找工作或者说未来的前途，那是不得了的，他不要了。

彭湃是大家庭出身，当时有种说法，乌鸦都飞不过彭家的田产。乌鸦在天上飞，要跨越彭家的田地，中间都要休息一下，这是个比喻。但是他把田契烧了。

这说明，他们不是为谋个人的出路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很重要。他们一般都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有高远的追求，胸怀境界不一般。

比如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到同学家里做客，那位同学当着他的面把仆人叫来说：我今天来客人了，你到街上去买几斤肉，作了仔细交待。毛泽东此后就不跟这个同学来往了，他觉得怎么能斤斤计较做这些事？他想的是：社会、国家、民族、人民、世界。新民学会的宗旨，开始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后来毛泽东改成了“改造中国与世界”。

由此我们就能体会毛泽东为什么在延安时期能够写出“老三篇”，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种道德感带来两个特点：一个是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别人，为了集体能够付出自己；第二个是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纽带。

什么叫同志关系？我举个例子，比如瞿秋白，1920年以记者身份到苏联，写了两本书，《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在苏联时，看到这个国家物资紧张，到处饥荒，他有一块金表，就把金表捐献给了苏维埃政府。在苏联采访的时候不能没有手表，苏维埃政府又回赠了他一个钢制作的怀表。瞿秋白就戴着这个怀表工作。

1931年，茅盾（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从苏联回来，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让他到鄂豫皖当省委书记，临走的时候，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去看他，就把这块怀表送给沈泽民，理由是：你到苏区可能要指挥打仗，需要怀表。

沈泽民戴着怀表到了鄂豫皖，他指挥红25军打了几仗，其中一仗跟军事干部徐海东等人发生分歧，最后按照沈泽民的意见干，结果打了败仗。后来他主动找到徐海东承认错误。临走的时候，一看徐海东手表没有了，就问：你手表呢？徐海东说不小心摔坏了。沈泽民说我身体不好，要休养一段，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没有手表，就把怀表送给徐海东。徐海东戴着这个怀表在鄂豫皖战斗，领导红25军长征，直到抗战。

1939年，徐海东在115师当旅长，中央让他到苏北新四军去，任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临走的时候，他去见彭德怀，把这块怀表送给彭德怀当做纪念。还说，这个怀表是沈泽民送给我的，沈泽民说是瞿秋白送给他的。而当时瞿秋白、沈泽民已经牺牲或病逝了。

彭德怀戴着这个怀表指挥了百团大战等。1946年新疆释放了一批共产党人，128人回到了延安。彭德怀听说其中有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想到这个怀表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就找到杨之华，把怀表完璧归赵。怀表最后是物归原主了，但最早的主人瞿秋白已经牺牲了。现在，这块怀表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这就是同志关系。哪怕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争论，没关系，但感情牢固。而且当时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把最珍贵的和最需要的东西给对方。这就是那代人的感情，他们对财产的概念。

三是年轻人，充满朝气，使党充满活力，一开始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100年前建党的那批人，除了极个别属于当时的80后，基本上都是90后，主体是95后，还有00后。参加一大的，就有19岁的中学生。100年前就是这些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大多也是年轻人。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个年轻的政党。年轻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几乎很难复制，因为那一代人，基本上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洗礼。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干大事的。从年龄结构来看，大革命失败前，除了陈独秀外，在中央领导工作的，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所以陈独秀当时在党内的外号叫“老头子”。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央领导层工作的，仍然是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工作，当一把手。瞿秋白那时28岁，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29岁，王明27岁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博古24岁时成为党的总负责人。

还有，任弼时进入中央政治局时23岁，24岁便任政治局常委。邓小平25岁到广西领导起义，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也就29岁。在根据地指挥打仗的红军的军长、师长，也大多是20多岁的人，像萧华，还不到20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各地根据地闹得那么红火的局面，红军的发展也进入高潮，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多年轻。

年轻人想问题比较乐观，往前看，着眼未来，遇到大事敢干、敢承担，敢于发表意见。敢想敢干，充满活力，充满激情，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很重要的政治优势。

（作者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