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觉得要重视和加强企业持续发展的治理体系研究。”日前，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季晓南在第四届长江产经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完善外部治理体系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创造财富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源泉，企业兴则国家兴，企业强则国家强。美国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更加凸显企业在我国由富起来迈向强起来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凸显企业在国与国竞争中的重要性。”季晓南说，对企业来说，它的持续发展既需要完善自身治理体系，也需要不断完善外部治理体系。不过，现在研究和重视比较多的是企业内部治理体系，即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外部治理体系研究不够，或将其等同于企业外部发展环境。

“实际上，环境和治理是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他说，企业持续发展外部治理体系是一个多方位、多层次体系，比如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规范和约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等对企业的评定和约束，各种协会、商会组织对企业的约束和促进，以及政府机构的相互配合等。

季晓南用几个数据，分析重视企业外部治理体系研究的重要性。2019年，相关机构发布了中国500强民营企业排行榜。其中，上榜企业门槛达140亿元，总市值达36万亿元。“与此同时，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关闭。”季晓南说，2019年12月30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全国新增市场主体是2179万家，通过简易注销退出市场的企业是133.9万家，注销率达18.36%，接近1/5企业退出市场。智慧服务联盟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每天新注册成立企业1.8万家，每天新注销企业1.2万家，注销率高达2/3。“国家统计局2019年11月27号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显示，到2018年末全国私营企业1561.4万个，比2013年末增加了1001万个。”综合相关数据，即使按照每天新增1.5万家企业计算，目前企业数量应该是3000多万家，超过所有企业总数。“这样算下来这五年新成立企业平均生存率不到一半。”他说，大量企业注销一方面反映企业创新创业面临较大风险，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企业持续发展治理体系很不完善。这包括企业内部治理体系，但可能更多是企业外部治理体系存在问题。“因此，一定要探索哪些新的因素影响或者制约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要研究如何通过完善治理体系，特别是企业的外部治理体系，提高企业生存率，降低注销率。”季晓南表示。

完善企业外部治理体系存在认识及实践偏差

在他看来，对于完善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外部治理体系，目前还存在一些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一是理论认识方面。”季晓南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企业优胜劣汰是市场自然规律和竞争法则，政府应该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发展，但不应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然而，中小企业就像成长中的年轻人，经验不够，基础不牢，人脉不足。季晓南接触到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向他反映，企业渴望得到高人指点和贵人相助。“这个贵人相助，就是政府要有一个机制引导企业健康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出台一些鼓励政策。”他说。

第二是思想理念方面。“当下，存在重视企业发展内部治理机构建设、重视企业发展营商环境改善、重视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建设，忽视完善企业发展外部治理体系倾向，忽视引导体制建设倾向。“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然而，政策有了，但怎样引导银行贷款给民营企业，却没有制度体系上的安排。”他说，第三是制度安排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建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仍带有按所有制类型为立法标准的印记。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国有经济必须占据支配地位。这就使得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天花板很难彻底打破，使得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很难真正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再有，政策执行和部门协调方面存在偏差。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大量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出台了不少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举措，这些政策的落地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由于部门之间协调存在偏差，政策落实不好、效果不彰。“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上对此进行分析并列举了一些问题，包括由于认识不到位造成政策落实偏差，长期调研不够造成政策影响考虑不周，政策项目不协调或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工作方式简单，造成政策负面影响问题等。”季晓南说，这些问题反映有关部门出台政策之前通气不够、协调不够。去年，他在浙江义乌发现当地政府请民营企业老板投资搞旅游项目。在项目没完全报批情况下，当地让企业先建设。结果企业投入了一两千万，赶上环保大督查和土地大督查，项目不仅停下来还要恢复原样。另外，担当责任方面也存在偏差。现在，一些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不但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造成企业流动性困难甚至停业。

加强企业持续发展治理体系理论和对策研究

“因此，加强企业持续发展治理体系理论和对策研究，完善企业持续发展外部治理体系，既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季晓南建议加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重新认识和界定政府和企业关系。

在他看来，政府一方面要对企业加强监管，同时要加强引导，避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走弯路、摔跟头，特别是不能掉进悬崖摔死。“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850家上市公司用股票质押进行融资，超过50%杠杆率达到75%以上。股价大跌以后，好多企业面临着平仓风险。”季晓南说，企业出现这个问题，一方面与当时国家通过股市激活经济有关，另外一方面也反映这800多家企业对市场风险的把控以及市场未来的变化认识不够。“不是人人都是任正非，人人都是马云。”他说，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想办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随后，他从3个十年变化中，说明政府处理好与企业关系的重要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全国国有企业法人单位30多万家大面积亏损，全部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仅200多亿元，民营经济则在快速发展。当时，中央决定用3年时间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面临较大经营压力。但由于有了前面的改革和脱困，国有企业不像1998年那样大面积亏损，保持较稳定增长，民营企业受影响较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有企业利润创造新高，民营企业大面积陷入亏损。“原因是国有企业有政府引导，市场化改革在推进。”季晓南说，2004年他到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明显加强，包括主业确定、资产负债率、投资方向等，都有明确的监管和引导。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政府与企业关系理论和对策研究，建立引导企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不能任其自生自灭。

季晓南提出，要加强企业制度理论和对策研究，完善中国特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金融体制改革理论和对策研究，加强政府部门间政策协同配合理论和对策研究，加强社团组织支持企业发展的理论和对策研究，加强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于企业治理体系理论和对策研究。

南报融媒体记者宋广玉

以人民性为内核统筹推进立体式国家治理

学习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价值根基上具有厚重的人民性底色，通过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搭建起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立体式国家治理的四梁八柱，在技术维度上与人民性内核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我国国家治理的未来图景。

以协同治理夯实人民主体地位

国家治理依靠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决定》将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列为显著优势，既是对“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经验的总结，也是为“强起来”提供行动指引，沿循这样的思路，多元治理的框架逐步凝实。

一方面，积极培育多元主体，形成治理合力。《决定》指出要“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相应的制度设计贯穿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决定》既着眼于“致广大”，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统战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又落实于“尽精微”，积极推进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探索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通过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来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不懈强化党的统领，维系治理定力。《决定》就如何强化党的统领来夯实人民主体地位作出了详尽阐述，不仅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而且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与“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紧密结合，全面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国家治理各个领域，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多元治理与党的领导的内在契合。

以精细治理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

国家治理为了谁？习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显然，国家治理的终极价值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不仅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测度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实现？《决定》给出了精细治理的答案。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一判断是极其准确的。这种国家治理方案本土化的理念表现出一以贯之的趋势，在后续治理路径的设计中，附着其上的中国元素愈加明显。这既为精细治理树立了标杆，同时又暗合了治理活动的本质，必须长期坚持。

作为对当前国家治理情境的因应，灵活多变的治理手段是精细治理的活力与效率之源，《决定》为此设计了一整套杂糅耦合的工具体系：一是继续维护制度刚性；二是全面嵌入柔性治理。此外，《决定》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着力打造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这充分映射出以文化凝聚人心，以共识铸就动力的柔性治理理念。

以全面治理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国家治理如何落地？精准回应治理需求，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无疑是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察觉到“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强调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决定》为此设计了一整套全面治理的制度框架。

《决定》所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仅涉及领导制度、政治建制、行政法律机制、经济文化体制，而且对军队与外交建设、一国两制、社会治理等作出全面阐述。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一般的社会治理之外，《决定》对坚定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了独立设计，前者直面教育、就业、健康、社会保障等群众普遍关心的棘手问题，与人民福祉休戚相关；后者则致力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通过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