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认为应当重视农村建设。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既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我还认为，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是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设一个不差的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当年有2100万以上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媒体担心农民工失业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但实际上，失去城市工作，农民工回到家乡生活，不过是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的事，并未出现因为农民工返乡造成的社会混乱，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返乡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无忧，他们并不急着进城挣钱，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中国现代化之路从来不会太平，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办法。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风浪，中国总可以借助农村这个稳定器率先平息风波，克服困难，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危乃是机也。

因此，我们要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警惕激进的城市化。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战无不胜的法宝。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