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战大考，南京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各方面全方位增强城市韧性，全面提高城市的响应能力、应变能力、抗压能力、恢复能力，建设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拥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韧性城市。本期圆桌会聚焦：建设彰显制度优势和现代治理水平的韧性城市。

本期嘉宾：

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首席专家、南京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叶南客

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陈宏胜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邹农俭

主持人：南报融媒体记者宋广玉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彰显出制度性优势

主持人：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危机和大考面前，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的领导优势、组织动员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优势充分彰显，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根本保证。在您看来，南京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彰显了哪些制度优势？

叶南客：南京的市域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彰显出非常好的制度性优势，本地确诊人数没有过百，整个社会防护和居民心态一直维持比较好。

这个制度性优势，首先表现为党委的领导有力，各级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特别是大年三十晚上，有7000名党员干部下基层进行排查，控制住了疫情传播的源头。

其次是社区联防联控及居民自治成效显著。包括各个部门的联防联动、功能协调发挥，以及大数据和智慧城市都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

第三是全市各个单位、街道包括部队高校都被动员组织起来，大家有力出力、协同作战，各种社会文化资源的整合协调水平较高。

再有就是公共医疗卫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个医疗卫生系统和医院医护人员，都能够发挥南京人的优秀品质，党员带头冲在前面，圆满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在黄石等地得到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评价。

中国特色城市治理体制显示出应对重大疫情时效性

陈宏胜：南京在这次疫情防控上做了充足的应对工作，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危机运行体制，全面动员和组织了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抗击疫情，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其中，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基础单元，疫情危机下“城市—片区—社区”多层级空间运转体系完全激活，实施了单元化、网格化、精准化的防疫空间管控。在社区疫情防控与治理层面，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老城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与物业管理完善的商品房小区不同，老城区老旧小区长期是城市治理薄弱环节，缺乏有效的公共管理。在疫情防控中，南京以街区为单元，通过街道主要入口的管理和检测，对老旧小区进行连片管控，提高了疫情防控的覆盖面和管控效率。政府领导、全民参与、多方协调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体制，显示出了应对重大疫情危机的时效性，疫情防控工作也让政府和社会各界积累了重要的城市危机应对经验。

重新看到并思考城镇化脆弱性

主持人：这次疫情也是一面镜子，暴露出城市治理总体上还跟不上城市发展步伐，城市抵御冲击能力还不能满足更高要求。还有哪些短板要补、漏洞要堵？

叶南客：根据南京市社科院对城市健康指数的体检，南京的韧性城市建设总体来看还是不错的。短板主要表现在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方面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现代化发展上，还有就是城市首位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总体上看，我们的应急管理能力，遇到这种重大灾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种组织和资源的调度、管理层级包括社会心态的调整，以及区域之间磨合协调不够。网络硬件能力的不足，也影响了工作效率和抗疫绩效的产生。

陈宏胜：我们现在处于快速城镇化向高质量城镇化的转型阶段，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但新冠肺炎暴发让大家重新看到并思考城镇化的脆弱性。高度分工、高度专业化、高度集中的城市建设思路利弊兼具，一方面不断放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另一方面也使城市的发展变得脆弱，危机之下单个城市的抗风险能力很弱，城市与区域高度一体化，如粮食的供应、能源的供应，甚至职住空间的组织等都是区域性的。因此，要全面开展城市抗风险评估，展开区域性危机应对规划。

在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中，对重大危机事件应对预案的准备和制定也是相对薄弱的。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处于高流动、高密度和高强度的“三高”状态，但我们现在对“三高”人居环境的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的认识还存在不足。同时，为“三高”人居环境所配置的基层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软件”也是不够的。

把“韧性城市”“风险防范”内容融入“城市体检”指标

主持人：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建设彰显制度优势和现代治理水平的韧性城市，南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叶南客：我觉得要根据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以及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进一步明确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定位和职责，加大公共卫生事业投入，加强保障机制建设；加快建设信息化城市，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协调机制，进而推动智慧城市和韧性城市建设。

要进一步提升区域协作共保水平，对区域政策进行协同，建立以应急预案为核心的实战化应急准备机制和城市群跨区域应急管理协调机制。

结合“十四五”规划研制，进行韧性城市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把“韧性城市”“风险防范”内容融入“城市体检”指标，发现城市的潜在风险，真正建立起城市可持续性、安全可控性的治理体系。设立韧性城市建设的议事协调机构，制定相关联动机制，健全城市综合风险管理体系。科学制定安全和韧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指导南京建设面向未来的韧性城市。同时，“十四五”规划还注意更长远，考虑增加2035年南京市实现基本现代化需要的城市治理体系和韧性城市建设管理指标。

进一步构建现代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格局。现在，南京市人大正在研制市域治理城市立法条例。我们要转换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队伍功能，加强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加大服务基层的比例，迅速增强市域现代化治理主体能力。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邹农俭：这次抗击疫情，充分彰显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水平，同时我们也应感悟到，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我们还有不少不足。只有能从重大挫折中反思和觉醒的民族，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何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建设更具韧性的城市，就是一个重大课题。

建设更具韧性的城市，大致要从这些方面入手。

更加注重协调发展。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讲重大的要素增长应大致对称，经济、社会、生态要协调，不能只顾GDP的增长，忽视社会建设，这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或者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搞经济增长，这样势必导致环境报复人类。

运用制度的力量来支撑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制度，就是规则，做事情要讲究法则、规则。依靠制度办事，好处是做事符合理性，并可长期坚持。

注重眼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结合。我们现在不少方面的运行处于严重偏紧的状态，资源偏紧，手段选择空间偏紧，不少方面为了眼前利益毕其功于一役，调动所有的资源为了做好某一件事情。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当追求高质量的发展，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必须有机结合，眼前利益必须服从于长远利益。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我们现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决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实现过程中可以说是充满了风险，而且许多风险难以预料。特别是全球化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一方面我们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我们设计出危机来临时的提示系统，面临风险的预警体系，这样一旦风险来临，有所准备，有预案应对，从而尽可能使危机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注重个人、社会主体自觉精神的培养。很多很大的事故，源于一个个体的具体操作。一些损失十分惨烈的安全生产事故，个人或者企业主体如果责任意识强一点，是完全可能避免的。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国度，决不仅仅是若干指标达到了某个数值，而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境界进入了一种崭新的状态，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主体有了更好的自觉。经历过这次疫情，我们越来越看到个人、社会团体的自觉、自律的重要和不可或缺。

提升城市物质空间环境抵抗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

陈宏胜：韧性城市建设是为了提升城市抗风险能力及城市复原能力，城市风险不仅包括自然环境风险，如地震、极端气候甚至太空危机等，也包括社会风险，如经济风险、重大安全事故甚至战争等。韧性城市建设不仅要求提升城市物质空间环境抵抗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还要求实现危机之下城市能够持续运转，以及缩短城市应对危机及危机之后的恢复时间。在城市规划领域，未来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这三个方面可能是比较紧迫的。

居安思危。城市及区域要探索建构适应极端条件的危机生存机制，模拟各种风险对城市和区域的冲击，并制定相应的城市和区域应急预案。

进行规划科普教育。提升城市韧性的关键实际上是“人”，是具备统一行动力和文化心理的集体，这是东方文明存续的根基，而城市规划是认知城乡发展系统及培养“城市人”最适合的学科之一，但当前城市规划及城市治理经验和知识还未实现普及化，中小学教育中也缺少相关内容，大政府下的民众社区治理参与模式还有待丰富完善，未来可以探索系统性的规划科普教育，提升民众对城乡发展的认知水平以及锻炼危机应对能力。

评估城市和社区“三高”问题。大中小城市、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区及不同社区的职能、结构与状态是不一样的，不能用单一化的指标和单一化的开发模式进行刚性管控，未来可进一步开展系统性的发展评估和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