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用工业化思维

审视农业

在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发展经济学的视野里，农业是被作为支持工业的一部分的。与工业一样，我们习惯上关心农业生产效率，把效率放置在第一位，我们习惯于用工业化的思维来审视农业，认为农业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效率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

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我们容易把工业发展中的一些概念拿到农村农业中来。比如，我们会经常提及规模经济，提倡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时，实际上潜意识中我们都相信，农业的发展应该走专业化、规模化的道路。然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从微观层面上看，专业化、规模化是有极限的。分工不能无限发展，因为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实践上看，农业有其特殊性，分工不能完全像工业那样，这个产业的发展也与工业不同。斯密就讲过，“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隋福民

基于家庭形态新特征

制定公共政策

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城乡家庭在以往核心化、小型化的基础上，因成员出外上学、谋生增多，特别是劳动年龄成员大量外出就业，不完整家户形态明显上升。与此同时，父母和已婚子女不仅同地分家过日子普遍，而且异地生活逐渐突出。

家庭、家户和直系组家庭虽属于私人关系领域，但在当代，其中问题的产生如家庭、家户因成员外出而导致的缺损现象和基本功能弱化，虽是社会转型阶段不可避免，但也与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所存在的地区差异等有关，这都需要政府通过制度改进或公共政策建设加以解决或缓解。

社会福利政策制定应兼顾家庭、家户和直系组家庭。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从“分”的视角着眼采取措施，注意制定和实施有差别或有侧重的家庭政策。另一方面，从“合”的视角进行引导，实施具有兼顾意义的综合性家庭政策。增强从直系组家庭角度认识家庭养老问题的意识，关注亲代与已婚子代异地居住现象，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努力通过改进公共政策加以解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跃生

优化长三角基本

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便利共享，需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动力机制、完善工作体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中补齐短板。

为此，要优化动力机制。先来看政治推力。长三角一体化具备多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叠加的政治优势。长三角各省市应从各自定位出发，将国家战略实施进一步转化为各地突破发展瓶颈的政策机遇。

比如，上海可从缓解其人口、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扩充空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江苏和浙江可从更好地发挥区域优势、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安徽可从承接苏浙沪资金、项目和人才等资源角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满足区域内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再来看市场推力。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均衡的地区之一，城市之间的发展程度相当，区域一体化的市场基础好。同时，长三角也是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坚实的经济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有意向参与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来，并形成市场推力。

接下来看技术推力。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已成为推动政府改革的重要推力。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可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精准识别居民的个性化诉求，再通过信息化手段推进公共服务资源整合，以进一步优化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缩小三省一市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和供给机制上的区域差异。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薛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