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超大特大城市应向

现代化都市圈方向发展

我以为，是否有利于共同富裕，对推进城镇化和构建城镇规模格局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度量标准。前些年，中国的城镇规模增长曾经出现两极化趋势：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急剧扩张，规模不断膨胀；另一方面部分中小城市，尤其小城市、小城镇出现了萎缩。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这种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我个人认为，这种两极化的趋势将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无论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还是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要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协调发展，我们不能说超大特大城市要实现富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实现富裕，而应该是包括不同规模的所有城镇都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能实现协调发展，就不能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城镇化规模格局，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未来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应该向现代化都市圈方向发展。中央已经明确，要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为此，应采取多方面措施优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如何优化都市圈空间结构？一是要严格控制县改区，防止超大特大城市摊大饼式无序蔓延；二是推进中心区功能和产业扩散；三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城郊经济。当前，城郊经济正在从分化走向协调发展。现代城郊经济具有高度融合、高度一体化等特点。但是它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城郊经济在不断地分化，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城郊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大都市圈共同繁荣。当然，这里面有三个着力点：一要做好产业的选择，发挥能人效应；二要做好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扶持；三要构建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发展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

全面深化改革

需导入“社会思维”

我们知道，无论多么复杂的工程，都必须以“确定性”为前提，地基的地质构造、工程结构、建筑材料等，都可以通过精确计量而确定下来，然后再按设计图精准施工，可以有一定误差，但不能存在不确定性，否则会有垮塌的风险。然而，改革不可能都像工程施工，按部就班地施工就能万事大吉。以共同富裕为例，我们显然无法非常确切地提出一个实现时点，绝不可能设计出一个非常精准的改革“施工图”或“路线图”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在现实社会中，有无数未知因素是我们现有的确定性知识体系无法驾驭的，制度、组织、成员等社会“硬件”和观念、意识、价值等社会“软件”也都处于互动和变化状态，现有的确定性知识体系还无法精确计算社会的演进过程。因此，我们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能过度依赖确定性的“工程思维”，而应更多导入不确定性的“社会思维”。

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持续深化改革的方向，这也是社会共识。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改革只能以公共风险为导向，不可能以工程施工的方式来推进和深化。只有在公共风险导向下，推动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共识才更有可能形成，才能真正引领改革向纵深推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

乡村生态价值尤显重要

研究表明，很多外出务工人员还是把自己的村庄当作家乡看待，他们并没有永久地离开他们的村庄。目前还出现了少数中青年村民返回村庄的现象，尤其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中不少人都返回村庄了。与此同时，在60多万个行政村中，并非所有村庄都是“空心化”和“空壳化”；恰恰相反，一些村庄不仅本村的人基本上没有外流，而且还吸引了大量外来常住人口，这样的村庄被称为超级村庄或者发达村庄。除此之外，与过去相比，不论是政策规划还是数据统计，都显示出乡村得到了整体改善和发展。

当然，乡村振兴的使命不限于乡村本身的共同富裕，它也是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对国家来说，乡村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至少体现在经济发展价值、生态价值、国家安全（尤其是粮食安全）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乡村已经被国家定位为中华优秀文化的载体。就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乡村振兴就是一个难得的增长点，乡村振兴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新增长空间。现在国家重视碳排放、碳中和、碳达峰等问题，乡村的生态价值及地位尤显重要。面对新冠疫情以及由此出现的逆全球化，国家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乡村的安全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现。由此可见，乡村振兴也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