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虎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南京以深化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召开会议,既是一次推进会,也是一次开工会。“新形势对南京软环境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新时代南京干部要塑造什么样的新形象?新阶段南京营商环境要实现什么样的新突破?新一年南京工作要展现什么样的新作为?”会议发出的“四问”,让与会者耳目一新、为之振奋。
那么,新形势对南京软环境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南京该如何提升发展软环境、增强竞争硬实力,向作风建设要营商环境,向营商环境要高质量发展?请看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
跳出“舒适区”,持续争先进位谋发展
□胡小武
虎年春节第一会,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四问”,提出了提升发展软环境、增强竞争硬实力的要求。城市发展软环境建设是一个持续优化、不断创新、知行合一、慎思笃行的系统工程,是需要从政府、干部、企业、市民乃至社会力量协同创新、全员合力、多元共建的“全城行动”。对南京而言,最为关键的是全体干部群众必须加快树立“跳出舒适区、增强紧迫感”的发展共识,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具体说来,要做好“填壑”“堵漏”“补缝”“开窗”等工作。
“填壑”,补企业家精神缺失沟壑
南京的科教优势一直没能真正转化为产业创新优势。刚公布的第二批“双一流”大学名单中,南京有13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理工医科类院校,拥有很多适用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专业师资及其专业技术和专业毕业生,再加上南京还拥有一大批国家级专门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科技研发规模、数量及实力位居全国前三。但丰厚的科教资源,没有助推南京在科技创新型企业及产业集群方面排在全国前列。结合深圳、北京、上海、杭州乃至苏州的科技产业发展经验,问题可能出在企业家精神缺失上。南京缺乏企业家精神中最为可贵的风险投资型创新精神。一来,南京上市企业中市值较大的几家企业都是国企或国企金融上市企业,如国电南瑞、华泰证券、南京银行、江苏银行。而深圳、苏州、杭州市值最大的企业都是民营上市公司。这说明南京科技型民营企业发展不足,科技创业型企业规模和能级有限,使得南京缺少一种创新型企业沃土和企业家创新乐土的“营商氛围”;二来,南京民营创投或风投基金企业发育不充分。现代经济由基于创新而冒险的企业主导,这些企业最初的资本引擎主要由风险投资企业构成。南京较大的风投企业,基本都是国资属性企业,缺乏“风险投资理念”。民营风投企业规模又小,风险投资能力和视野受限。
填补企业家精神缺失这个沟壑,核心思路在于如何推动更多数量、更大规模、更具专业能力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风投企业在南京扎根。建议极力推动南京成为风投企业的大本营,使得南京成为风投企业家和科技企业家同频共振、协同合作之地,使南京成为一座“创新失败也是英雄,创业成功更是赢家”的自我激励型的创新创业乐土,进而激活高校内的创新资源,鼓励全国各地的创新创业精英来到南京,激荡起整个城市的创新创业氛围,将南京逐渐转化为一个新兴企业家辈出的地方。具体说来,要对各类创新创业者实行“法无禁止皆鼓励”的“无为而治”和“奖优也偿败”的“兜底之治”,为那些真正坚持科技创新、模式创新的企业家解决各类融资问题或生存问题,让那些真正拥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企业家能够继续创新,有摔倒重来的信心和勇气。
“堵漏”,堵人才流失漏洞
城市发展最终的动力是人才。人才既包括高学历的科技研发人员,包括创新创业领域的各种企业家和老板,还包括支撑产业发展的工程师,也包括第三产业中的高素质员工、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务员及社会事业单位的高素质员工。总体而言,南京作为副省级城市、高教重镇、创新之城、重要的金融中心、消费中心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人才静态存量十分富足。目前,南京在校大学生数量超过百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超过20万。但从最近十年的人口变化来看,南京从六普到七普期间的人口增量排名落后于同等级城市,还存在较大的漏洞。所以在培育企业家精神、扩大企业数量、提升企业质量和高薪企业规模基础上,南京必须尽快构建“青年友好型城市”,通过建设宜业、宜居、宜婚、宜学为主要策略的青年友好型南京,加快毕业生“留驻能力”。可以将市里的租房补贴基金下放到每个区发放管理,由每个区根据区情给予符合条件且租住在本区的大学毕业生不低于市里规定标准的租房补贴。这种具体的政策行动,会直接利好留宁工作的青年大学生,且对每个区的发展有竞争性助力。比如高淳、溧水房租低,租房补贴最低按市标发放,更有利于高淳、溧水吸引大学毕业生就业。玄武、建邺租房补贴提高,也会让大学生愿意居住、就近消费。
“补缝”,补营商环境系统存在缝隙
营商环境是涵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综合系统。目前每个区都有类似的营商环境“100条”或“特色品牌”,这都有助于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不过,随着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利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系统缝隙。填补系统缝隙,全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必须实行“动态负面清单”形态的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建议南京实行营商环境“月报制度”,即以月为单位,通过各种既有的渠道收集并在相关部门增设营商环境专用信箱,及时检查评估营商环境的负面问题,并以最大的政策善意和创新力度纠偏、纠错,形成“南京力度”,坚决改善营商环境。干部工作作风问题也罢、政府政策也罢、生产生活问题也罢、软环境也罢,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行纠偏纠错。只要我们敢于自我革新,勇于创新突破,善于励精图治,巧于慎言笃行,以填缝之姿,行优化营商环境之事,一定能够成功。
“开窗”,开更多政策创新窗户
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必须要有创新思维。干部作风、政府政策、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社会治理、人才激励等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优化城市治理的各项工作,都应该鼓励创新。比如重点行业的人才个人所得税补偿,卡脖子技术领域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力度,空白型行业企业的落户政策,产业带动力强或就业带动力强的企业的所得税减免等,都可以按照一切有利于发展城市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增强城市竞争力、一切有利于提高市民生活水平的原则,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底线思维上,积极善用副省级城市的行政和立法优势,加快立法工作以鼓励创新,激活创新,保障创新,为各项有助于提升南京综合竞争力的政策创新“开天窗”和保驾护航,进而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作者为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江苏城市智库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江苏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研究员)
以发展软环境提升竞争硬实力
□王辉龙
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激励经济增长的方式已从刺激大规模要素投入生产体系,转向以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高端生产要素、进行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组合。能够吸引核心资源集聚的最重要因素是地方发展的软环境,软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是体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基于南京的城市定位和发展愿景,必须以数字化思维、开放性理念、紧迫感心态、高标准要求建设一流营商环境。这也是外部竞争态势发生深刻调整、内部增长动力发生历史性转换的新形势,对南京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提出的新要求。
聚创新之能,以数字化思维优化营商环境
“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既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而是那些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达尔文这句话对地方经济发展策略如何适应形势变化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当前,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出现、正在孕育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模式、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政府的治理模式。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优良营商环境的支持,优良营商环境也需要以数字化的思维来营造、优化和提升,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所谓数字化思维,就是不同于以往经验思维的判断和决策模式,它依赖于数据支撑、建立在定量基础上,对决策结果的判断和评估更追求科学性。在营商环境中,地方政府服务态度的提升依赖于作风建设,服务能力的提升则依赖于思维方式和技术条件。比如,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竞相出台的“不见面审批”“最多跑一次”等制度模式,都高度依赖数字技术。南京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的“聚创新之能”,既是指聚集技术创新上的强大动能,也是指汇聚思想理念创新上的强大力量,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我们需要借助数字的力量在营商环境建设、评估、提升中不断优化南京软环境。
乘开放之势,以开放性理念优化营商环境
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优化营商环境首先要有“聚八方之力、不拘一地之利”的开放性思维,在合作中实现共赢。这种合作首先是区域内的合作,包括一市范围、一省范围、一城市群范围内的一体化合作发展。互相拆台,只会破坏营商环境,相互合作才会优化营商环境。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开放性思维要有对内对外两个方向,既要服务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条条块块思维中跳出来,站在全局的视角组合资源促进国内大循环;又要有全球视野,把握全球经济趋势和产业态势,在先进的技术、企业中招商选资、招商引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球化逻辑正在发生改变,全球价值链贸易正在收缩,我国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外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也正在发生调整,但无论如何改变,世界开放的大势不可阻挡,世界资本的流动仍然追逐着最优的营商环境。
抓时代机遇,以紧迫感心态优化营商环境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在科学技术加速演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关于区域发展战略不断优化的背景下,地方发展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抓机遇的能力。当前发展较好的城市和地区,无一例外都是抓住了时代机遇。深圳抓住了改革开放春天的机遇,杭州抓住了数字经济勃兴的机遇,而抓住这些机遇的路径首先是优化营商环境。比如,深圳最先破除了传统体制与国际体制的制度差异,迅速汇聚了国内外资本和人才;杭州为数字经济发展扫清了观念障碍,形成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共识,使数字化企业迅速集聚,数字经济产业迅速发展。每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基于自身资源禀赋而面临很多机遇窗口,能否抓住这些机遇既需要判断力、执行力,又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准备。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与一地的观念、文化、认识、制度等都有着紧密联系,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同时,优化营商环境又不能等、不能慢、不能停,必须以紧迫感心态“先解决问题再说”。营商环境没有最优,只有更优,因为人才和资本总是在相对优劣的环境中选择,只有始终以紧迫感心态对待优化营商环境的任务,以谦卑心态对待市场主体,才能时时保持竞争力。
建典范城市,以高标准要求优化营商环境
江苏被赋予“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新使命,南京作为江苏省会城市,承担着提高首位度发挥引领力带动力的历史任务,理应以更高的标准优化营商环境。南京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全面建设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市的奋斗目标,具体实现路径是“在创新驱动、产业转型上做示范;在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上做示范;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做示范;在包容友好、共同富裕上做示范;在制度创新、治理变革上做示范”。这五个示范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优化营商环境的高标准。通过五个示范可以更好地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提升地方发展承载力,拓展经济发展潜力,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强政府服务力。国家和江苏省都在出台关于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举措,南京市委市政府也已印发《南京市2022年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以更高的标准、更完备的制度打造更优良的营商环境。从理论上说,评判营商环境的最高标准就是企业的感知度,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公正的社会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优秀的人文环境的感知,这些软环境的建设需要以一系列刚性制度来推动,在竞争内容从速度转向质量、规模转向效益的新形势下,软环境必将形成地方发展的硬实力。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持续优化软环境
打造高成长企业发展典范高地
□郑琼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5G、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量子技术等新的科技创新窗口期已经开启。以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等为代表的高成长企业具有创新迭代能力强、成长速度快、价值增值能力高、经济溢出效应显著等特征,在新兴产业中不断开拓且快速成长,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迫切需要南京提升发展软环境、增强竞争硬实力,持续优化软环境,打造高成长企业发展典范高地。
打造高成长企业“心之向往”“成长高地”
完善高成长企业全生命周期、全流程陪伴。以全周期覆盖、一站式协调、主动对接和精准服务为工作机制导向,构建高成长企业“一体化”政务协作体系,创新顶层设计和管理制度,长效促进中小微企业规模、质量和效益高成长。继续发挥好独角兽、瞪羚企业俱乐部作用,搭建全国性高成长企业交流平台,定期举办专题论坛、项目洽谈会等,邀请“政产学研金”代表共同关注高成长企业发展,推进优质企业做优做强、抱团发展。打造高成长培育协作系统、专项协作服务系统和应急协作系统“三协作”服务系统,以及覆盖政策综合管理体系、服务综合管理体系和数字化综合管理体系“三综合”管理体系,在企业研发创新、股权投资、场地补贴、人才团队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
加快形成高成长企业全新审慎监管制度。对于新经济领域涌现的高成长企业,亟须在监管技术、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等方面探索有针对性的具体规定和办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健全符合新经济跨界融合特征、以人为本、包容创新、混业监管的全新审慎监管制度,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加强对高成长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储备与保护,尤其针对类脑智能、基因技术、自动驾驶等应用可能引发的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分类量身定制包容审慎、具有弹性的监管规则和标准,探索技术使用政策和法律规则,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激发高成长企业创新活力。
构建创新人才发展双向互引机制。开展城市建设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未来应用场景项目与人才对口引进,推动新技术示范项目人才梯队引进、区域一体化政务项目高端人才平移和平台服务项目人才团队常驻互济。开展“产业+学科”双轨合作导师制,推进高成长企业知识创新层面人才互促提升。开展“培训+交流、培训+合作、培训+建设”等双向互动培训制,推进产业创新层面人才互惠提升。考虑产业特殊技术领域人才需要,破除高端人才评定“海归派”门槛,放宽“破格引入”规模、放低学历学位准入标准和提高人才待遇,允许“准引进”和“市场绩效考核”为导向追加人才认定和人才升级。
打造高成长企业“百花争艳”“转化高地”
优化城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载体。以创新对接、产业链接、空间衔接的全贯通方式,建立智造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开发中心和产业应用中心,充分发挥“科技”到“产业”的创新内循环机制,提速高精尖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示范推广,提升专特优新科技成果商业化和影响力。
升级城市工业智造应用示范区。立足未来产业布局,设立城市中央尖端工业智造应用中心,聚焦工业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智能服务等前沿应用场景,鼓励高成长企业更高效率参与变革技术产业化进程。设立未来城区智能应用中心,汇集高成长企业参与超前市场化应用。借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通过资源共享、全球招引等举措打造世界级应用场景经验,丰富和完善高成长企业技术应用落地,形成“南京经验”。
升级城市创智联盟形式。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产业,开展围绕技术链与产业链、供应链相对接的高成长企业产业创智联盟,以开放式产业集聚、全产业配套形成产业合力,推进高精尖特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打造高成长企业“美美与共”“集聚高地”
加快形成“高成长企业发展活力区”。目前,南京高成长企业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等行业,与“4+4+1”主导产业发展导向高度契合。可以依托优势产业,加快建设在全国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高成长企业集聚高地”,如打造新能源与智能汽车集聚中心、创新药与器械集聚中心等。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和要素,加快形成“高成长企业发展活力区”。
加快形成“高成长企业发展产业新赛道”。以未来产业为突破口,培育生命健康、前沿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的高成长企业发展新赛道,强化未来科技研究、重大原创性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构筑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利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发资源,坚持以产业孵化和创新为导向,加强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重点引进和培育新型研发服务机构,全面探索新赛道、新物种、新场景、新治理、新空间等新经济发展模式。
加快形成“高成长企业发展新空间”。当前,南京高成长企业主要集聚于江宁区、江北新区、雨花台区等,一些老城区受发展空间和载体建设限制,创新活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南京应统筹协调各区力量,塑造老城区发展新活力。结合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范式从传统的基于地理空间集中向新型的基于虚拟平台集聚转变,探索网络协同型虚拟园区建设模式,突出属地长板优势,优化金融支持、扩大人才引进、加强信息流通共享等方面聚焦施力,在加快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做优做强优势产业中发展壮大一批高成长企业。
打造高成长企业“共生再生”“合作高地”
构建全球性高成长企业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研发和治理,链接、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布局一批海外技术转移网络节点、国际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中心,打造全球化的“成果+人才+资本+市场”的创新转化模式。继续开展“百校对接”和“生根出访”,借助海外协同创新中心、海智湾国际人才街区等载体,鼓励高成长企业获取技术、品牌、研发要素等战略性资产,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从国际生产体系参与者走向国际创新体系参与者甚至构建者。
探索长三角高成长企业联盟发展机制。加强与上海、杭州、合肥等地合作,形成长三角高成长企业联盟,探索长三角前沿技术联合攻关、科研设施共建共享、超级算力动态调度等新模式新机制,建设一批跨区域联合实验室,协力打通“研发-中试-应用-产业化”创新链。鼓励高成长企业共同参与组建标准联盟,提升知识产权和标准创造能力,强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设立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引导高成长企业加强标准研制和服务,完善高成长企业成长所需的产业链支撑。
加快形成江苏省内“共生再生互生”产业链生态圈。促进南京与苏州、无锡等地独角兽、瞪羚企业合作交流,鼓励有实力的高成长企业积极参与高水平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进一步补齐科技自立自强短板弱项。打造“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产业园”的完整链条体系,打通细分产业和上下游产业,整合新型研发机构与企业端资源,实现产业链内有序人才流动、项目互补,促进产业链生态联动,使产业链伙伴共生、再生、互生。
(作者为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