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产业链的最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是未来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转换增长方式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政府要求企业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进行技术创新，发展自有品牌实现产业升级，企业从宏观上往往都是理解的，但是从微观上来说，本土OEM（委托加工）企业是痛苦转型发展自有品牌，还是安于现状继续做著名品牌光环下的幕后英雄，成为规模取胜的“隐形冠军”，往往是两难选择。 

　　 应该说，每个OEM企业都拥有自主品牌特别是国际著名品牌的梦。因为拥有自主品牌简直就是企业的生命力，谁都知道品牌巨人的魔力，就像Nike，尽管没有一座机器设备、工厂与工人的鞋厂，仅仅靠着品牌经营，就让世界上超过5亿青少年为之发狂。事实上，中国的许多OEM企业都希望先用OEM扩大产量，有了规模企业再发展自有品牌，关键在于这条道路现在走不走得通？ 

　　 首先，处于发包方的品牌厂商就是一条难以跨越的坎，OEM企业的转型必然会与之发生利益冲突。由于OEM企业的战略转型会使原先的合作者变成了现实竞争者，他们会说，今天我指导你技术你帮我代工，可明天你学会了技术又做自有品牌来和我竞争，而且你的产品没有品牌，价格一定比我更有竞争优势，你这样做不是抢我的市场？他们会对你施加各种压力，他们还会说，如果你不退回去，这个订单我就交给别人去做。在品牌厂商的可信的威胁下，很少有OEM企业能够跨越这一步。 

　　 其次，OEM企业要从原来的生产制造企业顺利完成品牌转型也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技术开发、品牌建设、渠道建立与售后服务等都会成为难以跨越的几道坎。生产制造的一种本领要转变为研发和品牌运作等几种本领，并且彻底地玩转这些本领，对于相对后进的OEM企业来说也是及其困难的。 

　　 第三，OEM企业能不能撇开眼前利益、避开短期盈利和市场压力，抛开原先的品牌商独立运作，往往也是有疑问的。比如OEM时企业有10亿订单，而其发展自有品牌初始阶段它可能只有1000万订单，如此巨大的利益差距，中国的OEM企业往往很难习惯这样的运作。 

　　第四，很多OEM企业认为，每个企业有它自己的核心资源和发展基础，OEM企业的未来也不一定要朝一个方向发展。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OEM虽然只获得生产投入的回报而不获得品牌投入的回报，但是与自己所投入的资金相比，其回报率并不低，甚至比某些企业品牌投入的回报率还要高。这个观点是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如果换成中国产业整体升级的视角，答案也许不见得正确。 

　　 中国OEM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同时需要政府政策的转型。对于众多的热衷“中国制造”的而非“中国创造”的地方政府来说，为了帮助那些有条件转型自主知识产权、自创品牌的OEM企业，主要应该做的事情包括： 

　　 第一，培育和扶植本国品牌的市场基础。对政府的大宗采购项目，应该对国内优秀的民营企业所生产的优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实行按国际惯例的倾斜政策；政府要努力建立国内大市场体系，拆除一切针对中国企业的进入壁垒和制度障碍，以塑造培育和扶植本国品牌的市场基础；社会和政府要创造中国企业著名品牌形成的市场基础和舆论条件，甚至不惜为中国优秀企业“做广告”。从微观方面来看，比国内市场规模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国内需求的特质，用波特的话来说就是国内客户的挑剔程度。当国内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要求是全球最挑剔、也最精致时，企业会因此获得竞争优势。精致需求型客户是厂商迈向高级客户需求的一扇窗；他们对厂商施加高标准的压力，激励厂商改善、创新、自我提升以进入更高级的市场区域。 

　　 第二，民族文化认同和培植自信心的问题。在跨国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自创品牌的战略，从理论上说首先会受到跨国企业的高强度营销投入的障碍；其次会遇到跨国企业的已有品牌价值的障碍；第三会遇到跨国企业营销知识积累和其策略的障碍。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障碍主要来源于我们自身，来源于中国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西方流行文化的过度崇拜，来源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信心的丧失。在很多人国人的心目中，世界著名品牌总是与欧美的印象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甚至于亚洲的品牌现在还不可想象。即使是在中国甚至亚洲生产的欧美顶级品牌，中国消费者也不屑于购买。即使嘴巴上赞成中国企业要努力自创品牌，但是在实际购买决策时，也主要先选择国外的著名品牌。以时装业为例。中国设计师如今面临着两难选择：为了要在国际上造成影响，他们需要一个鲜明的民族形象，但在国内却很少有人会接受这种民族特色。相反，如果他们想在国内取得成功，就得展现当代西方的形象。因此，中国企业自创品牌的战略，其实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经济问题或企业策略选择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新塑造过程。 

　　 第三，为实施国际品牌战略的企业提供制度性的支撑条件。在巨大的市场潜力、近似于苛刻的挑剔型客户背景下，以及迅速成长的市场规模条件下，中国企业难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著名品牌，其中的原因不能不说到中国企业缺乏成长为世界品牌企业的制度环境。首先是在现有的企业制度环境中，中国企业内部难以成长出具有长远决策眼光的利益代表者和利益集团；其次是条块分割的政府决策体制导致统一市场建立的困难，少数有战略眼光的企业难以在这种市场中通过竞争形成西方市场体制中那样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企业实力的不足使其难以在技术和营销方面进行大的投入；再次，与竞争过度形不成寡头的品牌商一样，企业之间的竞争不足和政府对行业的垄断，也是某些产业难以出现著名品牌的制度原因。正如波特所说，激烈的国内竞争，是企业走向全球竞争胜利者的必要前提。 

　　 第四，政府要大力发展各种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与制业的融合，并以现代服务业为中心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后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整个产品的价值链中，研究、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环节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高，中间的加工环节附加价值和盈利率则较低。然而现在，我国大部分出口企业安于做粗加工，“卖硬苦力”，有时还要搭上自己的不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环境，而把高附加价值和高盈利率的机会让给别人。因此今后提升中国制造业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的地位的基础是以提供知识性服务为主。为此中国发达地区产业转型的内涵，就是要将核心能力的建设重点放在知识管理与创新管理、市场分析与产品创新、信息科技与电子商务、品牌经营与客户服务、销售渠道开发与物流管理等领域。而这一切的基础又在于人才，未来企业必须要思考如何发展人才、整合知识、管理创新。 

　　 此外，政府要把以规模、速度、产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观，真正转变为以技术、效益、品牌、竞争力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观。因为前者必然会诱使OEM企业继续追求产值，沉醉于产值巨大的“隐性冠军”而沾沾自喜，沉湎于“世界加工厂”式的“国际制造中心”，陷于粗放型增长方式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