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治理研究中心团队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入户调研。光明图片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征集到的部分课程表。光明图片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征集课程表的海报。光明图片

12月19日中午，南京，由光明日报社、南京大学主办的2020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论坛会场。议程已到最后一项，现场“热度”却瞬间攀升——随着获奖名单在电子大屏上滚动，“2020CTTI来源智库年度成果征集”各类奖项依次揭晓。

一个现象引起了在场很多人注意：在30项“年度精品成果”中，高校智库成果占据19席；20项“年度优秀成果”中，17项花落高校智库。

“总体来看，高校智库的成果申报量、初审通过率、最终获奖率都是最高的。这与高校智库在中国智库索引（CTTI）中的总量优势有关，也反映了高校智库研究方向准确、质量过硬、有说服力。”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李刚介绍。

从2017年开始该项评选至今，高校智库每届均有亮眼表现。以每年获奖数量为坐标点连缀而成的曲线，恰与观者眼中高校智库近年来的发展轨迹相契合——重心明确，走向坚定，稳步上扬。

“国家有需要高校智库就有行动”

——研究方向日趋聚焦国家发展

脱贫攻坚到了决战关头，贫困地区的发展后劲如何跟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用题为《加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研究》的研究成果给出答案：因地制宜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助力脱贫与产业发展的高质量技能人才。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我国产业如何主动应变？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以上海为样本，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研判，寻找可供全国复制的路径……

翻开获奖成果名录，疫情防控、“十四五”规划编制、国际关系与外交……高校智库入选的每项研究，都标记着中国过去一年或一段时间的发展大事件。

“今年春节前，当武汉成为疫情重灾区，举国同心援助武汉时，湖北智库怎么坐得住？1月28日，我们就开展了‘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夜以继日忙起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介绍。

队伍迅速集结。来自数十个学科的100余位专家通过互联网密集研讨，拟定了10个重点研究方向，先后向中央、湖北省、武汉市提交了122项研究成果，为疫情防控作出实质性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的年度研究重点，是新兴国家市场发展前景。为了摸清这个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他从2000年前后开始思考，近3年来大量调研、集中攻关，构建起一套关于新兴市场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并据此甄选出30个新兴市场国家名单，科学测算各国发展前景。“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必须在这个领域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我们努力的意义就在于此”，胡必亮说，“国家有需要，高校智库就有行动”。

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看来，一张小小的课程表，同样关系到“国之大者”。“有什么样的课程，有什么样的课堂，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解决理想课程和实际课程之间的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想，能不能从学生们最亲近的课程表入手研究，为国际教育界提供一套关于课程的‘中国方案’？”于是，课题组利用多年营建的研究网络，从全国31个省份的7012所学校采集到149588份学生课程表样本，并历时半年将这些样本转录成数据，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这份《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程表的调查报告》，对于测评国家课程方案实施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教育政令受阻、学业负担过重、教育生态畸形、唯分是图大行其道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参考方案。

把研究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研究方法更加注重理论、政策、实践相结合

连续4年评审智库年度成果，李刚和评审专家们有一个共同感受：事上磨炼、干中学，中国智库对于“什么是典型的智库成果、怎样进行智库研究”，已经越来越有清晰认识，而高校智库在研究理念和方式上的转变，尤为明显。“几年前收到的成果中，从理论出发回到理论、纯学术辨析和大段概念论述的还很常见，现在就很‘稀有’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国际服务贸易与文化贸易研究基地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创新实践与效果评价研究》获评年度精品成果。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嘉珊感触深刻：“这是我们在此领域深耕17年的产物。之所以能保持引领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离不开理论思考，但理论思考的根基还是大量、扎实、持之以恒的实地调研。”

历时4个月，64次分别深入全国除西藏以外12个文化出口基地，跨越12个省市，对61家企业实地调研，组织召开座谈会议48次，形成30万字调研成果……正是这样的实战，给了研究团队为国家政策提供咨询的十足底气。

“只有真正走下去、跑遍了，你才能从海量的见闻和感受中提炼出符合实际的观点与结论。”李嘉珊记忆犹新，仅拿第一批13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来说，其辖区差异非常大，既有省会城市，也有城市中的行政区；既有自由贸易片区、综合保税区，又有开放型港口、内陆型出口基地，而各类基地及企业的政策诉求又各个不同，大大超出了此前想象。“这些确实给我们的研究提出许多挑战，但每解决一个挑战，就感觉脚底下又稳了一分，头脑里又清晰、确定了一分”。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章文光认为，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调研报告》而言，“和我反复唠过嗑的农民兄弟、带着我走遍田间垄上的第一书记，都是共同作者”。过去三年里，他带着团队成员走遍了全国25个省近200个贫困县，实地调研了近4.5万名贫困户，既包括“三区三州”主战场，也有中部省区特困民族地区等，为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防止返贫监测积累了数据资料。

“智库研究不同于理论阐释，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摸底调研。只有以科学地制定政策、实施政策为落点，上打通理论，下接触现实，三者有机结合，才具备实际意义。”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庆华指出，“因此，智库研究必须工具手段多元化、定性定量结合，不断提高针对性、精准性”。

“让服务国家和人民成为新时代高校建设最强音”

——研究质量提升背后的高校智库建设成绩与思考

研究成果是智库机构的核心产出，也是衡量智库综合能力的最重要指标。在很多专家看来，高校智库研究成果质与量的双重提升背后，是高校智库建设水准的长足进步。

令复旦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黄昊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发布后不久，时任教育部社科司相关负责人曾经强调——高校智库必须建，但绝不能建成高校整体发展中的“孤岛”，更不能建成基础不牢、研究虚浮的“空中楼阁”。“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我对这句话的两层意思越来越有体会：智库机构既不能脱离高校的核心职能自成一体，更不能脱离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自行其是。现在，这些研究成果证明，高校智库的路子总体上走对了。”

“特别重要的是，新型智库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转型提供了新的选择。”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深有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寄予厚望。但是，一个完全用西方概念搭建起来的，以论文产出为主要目标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也不可能反映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几年来，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一大收获，就是有力地扭转了‘唯论文’的错误倾向，让服务国家和人民成为新时代高校建设最强音。”

身体力行者们深知，智库建设长路遥迢，高校智库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还面临一道道必过之关：与政府决策部门相对脱节、成果转化渠道不畅、体制机制约束仍然存在……然而，良好态势一经形成，智力报国的热忱与能量便不可阻挡。

“高校学者从来不是国家发展的旁观者，有了智库建设这条通途之后，长期储备的热情与能量更有了切实出口。我们会沿着这条路坚定走下去，在新时代奉献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中心常务副主任唐天伟说。

（本报记者王斯敏通讯员吕诚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