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交往活动。在理论研究视角下，说理”就是一个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作为逻辑学这一古老而现代的学科的重点研究内容，当下的论证理论研究呈现显著的多学科、跨学科趋势。7月2日，“文明交流互鉴——中外论证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外论证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新成果展开深入研讨。

辩证把握跨文化交流的

论证前提

中外交流互鉴是一种跨文化活动，跨文化交流必然涉及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异同，涉及跨文化论证。推进跨文化交流和论证，要以对不同文化之差异和共同之处的辩证把握为前提。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引发跨文化交流的困难，文化互适及跨文化论证是克服困难的重要路径。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教授鞠实儿从广义论证视角提出，由于文化是多元素、多功能的复杂系统，不同文化群体间存在差别，因此跨文化活动中的文化交流障碍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不同文化的论证者在交流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程度上的互适文化——不同程度上可共享的语言、信念和价值，这是多重文化互适论，为跨文化论证的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不同程度互适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动态形成：交流双方在差异中互动，寻求双方满意的交流结果。作为广义论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互适文化在论证中的形成是合乎规范的论证规则的结果，同时也促成新的规范产生。跨文化论证是弥合跨文化障碍的途径之一，如何在互适文化与论证的双重生成过程中刻画论证规则，是跨文化论证的关键问题。

在跨文化交流和互鉴中，“异”是普遍存在的，但交流能够进行；同”是最重要的基础，即“存异”而求同”。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建军认为，原子化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是中外古典论证理论的共同基石。矛盾律和排中律都是关于原子矛盾关系的规律，而不是关于一般意义的矛盾关系的规律，二者共同决定原子矛盾关系，以此为基础可以推出分子矛盾关系。《逻辑学》和《墨经》的经典逻辑思想对矛盾律的阐释之所以一致，正是因为二者均是基于原子矛盾关系来建立论证理论。

古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因明）和中国逻辑是世界古代逻辑的三大源流。不同文化和知识体系背后具有不同的逻辑支撑，不同逻辑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中国的逻辑论证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中具有根基作用。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翟锦程表示，中国逻辑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这一特定的思想生态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思想生态，中国逻辑就无从讨论。中国逻辑研究应从逻辑与知识体系关系的角度，挖掘支撑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中国逻辑，系统阐明中国的逻辑论证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中的根基作用。

以开放态度

推动论证理论研究

论证理论研究历史悠久，逻辑学是传统学科领域。除了逻辑学，当代论证理论研究吸引着全球各地许多其他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与会学者认为，要秉持开放态度，在比较视野下推动国际论证理论研究。

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是世界古代逻辑三大源流之一。因明论式有独特的形式和论证力。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克喜认为，因明论式的不断发展，是一个通过改善不足提升论证力的过程。因明的目的不是要探求必然性，我们不能把因明论式的推理与三段论进行简单比照，以至忽视甚至抹杀日常思维实际推理过程和学理上合逻辑的论式过程的区别。

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更深层面则是逻辑差异，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是中国逻辑学者的传统方法，在当今的逻辑学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晋荣东对加拿大学者拉尔夫·约翰逊以“论辩性外层”为必备要素之一的论证概念，与我国学者冯契提出的“辩证法的论证”进行了比较。他表示，约翰逊认为除了推论性内核，论证还有一个论辩性外层，论证者在其中履行自己的论辩性义务。冯契曾对形式逻辑的论证、反驳与辩证法的论证进行了区分，强调“辩证法”的原始意义是通过论辩来寻求真理、提出“一致而百虑”，是思维与认识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冯契已经达到了与约翰逊所说的论证实践之论辩性类似的结论。冯契所说的“辩证法的论证”与约翰逊提出的“包含论辩性外层的论证”不仅高度相似，而且可以彼此结合。

从日常交流的角度看，逻辑要为论证制定论证规范，而根据论证规律制定论证规范的基础，应当是广义逻辑论证视角下的“笃证性”论证。张建军谈到，狭义的逻辑论证是演绎的可靠性论证。但现实中有许多实例说明，不是所有有效论证都能够建立结论的真，一些可靠性论证不能得到逻辑上必定为真的结论——这往往是现实中人们追求的论证。因此，把具有重言结论的可靠性论证和具有偶真结论的可靠性论证区别开来，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个可靠性论证的结论是偶真陈述，它就关乎现实中的真相——通过建立偶真陈述的真，说服人们相信那些基于以往直接或间接经验尚不知晓的偶真陈述为真。这种论证，可称之为“笃证性”论证。

会议由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浙江省逻辑学会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