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应当充分利用全媒体所提供的获取和发布信息的便利条件，持续密切地关注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议题、趋势性议题。

　　人类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全媒体是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大、技术手段最多样、媒介载体最全面、受众面最广泛的信息传播形式，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及广泛应用，全媒体对我国外交研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中国外交的专业研究构成以下挑战。

　　第一，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对非专业人员的信息优势逐渐丧失。在全媒体时代到来之前，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在获取相关信息特别是历史知识方面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并因此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但在全媒体时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很多情况下，外交专业研究人员与非专业人员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媒介上接触同一种中国外交信息，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在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时间、数量、质量等方面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在某些情况下，外交专业研究人员甚至还可能处于劣势地位。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实施方案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在面对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政府机构的官员时可能不会有更多优势；又比如，中国对美国的外交，国内外交专业研究人员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时间、数量、质量，相对中国驻美的外交官、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的驻美记者，甚至是那些频繁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商人，优势也并不明显，甚至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会处于相对弱势。

　　第二，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对非专业人员的理论优势也在逐步丧失。在全媒体时代，非专业人员只要是对外交理论感兴趣，并有一定的钻研精神，就可以通过便捷的方式、多样化的手段，获取这方面的丰富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运用到中国外交具体事务的分析当中。如在微信朋友圈里或在小范围的面对面交流当中，一些热心外交的非专业人员，常常会运用其所掌握的外交理论分析中国对美外交、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和行为等重大外交热点问题，有些分析的水平甚至不低于一些专业研究人员。如果这种现象普遍、持续地发生，那么外交专业研究的学术性、独特性就会受到更大质疑。

　　第三，外交学理论特别是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外交学的积累并不丰厚，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即使是在外交学最为发达的欧美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即使是与最为相近的学科即国际关系学科相比，外交学的劣势也很明显。有些国际关系学者就曾公开质疑是否可以有独立的外交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看法。就中国外交研究领域而言，虽然经过近4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就研究方法而言，相当一部分中国外交专业研究人员不仅没有很好地掌握和有效地运用那些已经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即使是那些传统的并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比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结合、历史继承性与历史变异性相结合、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结合、内因与外因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等蕴含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方法，我们也难说了解精深。

　　那么，中国外交专业研究如何应对全媒体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呢？

　　第一，中国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应当充分利用全媒体所提供的获取和发布信息的便利条件，持续密切地关注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议题、趋势性议题。战略性议题、趋势性议题，因其特殊性而对专业研究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这些恰是中国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可以发挥专长的所在。王毅外长在2016年底召开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出了六道题目，其中一些就是事关中国外交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议题、趋势性议题。在全媒体时代，如果中国外交专业研究人员长期纠缠于那些没有多少学理和实践价值的具体而微的问题，试图“螺壳里面做道场”，是难以产出高质量、有持续性影响的学术成果的，因为学术史已经反复证明“思想的内容决定思想的水平”。在全媒体时代，以往那种“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往那种专靠敲冷门来讨学术生活的做法，也已经基本没有了空间。

　　笔者认为，在全媒体时代，在目前国内智库数量和从业人员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外交专业研究人员，特别是在大学里从事中国外交研究和教学的人员，面对信息与理念、真相与谎言、理性分析与情绪宣泄交织的复杂局面，要真正沉下心来，守住初心，聚焦历史问题、战略问题、全局问题，做真正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学问，做能够为国家发展、社会繁荣、文化进步、人类和平贡献真知灼见的学问。

　　第二，中国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应当有能力提供更为精致的思想产品。在全媒体时代，有关中国外交信息的供应极为丰裕，而公众的注意力稀缺则空前凸显。如果面对同一个中国外交事件、同一项中国外交政策，外交专业研究人员不能够提供高于一般的媒体记者、时事评论员甚至普通公众的高品质的信息、高质量的见解、高水平的分析框架，不能为国家涉外部门提供更为清晰且更具操作性的思路和对策，那不仅会损害外交学科的学术声誉，而且也使自己失去存在的社会价值。而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中国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应当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能够在纷至沓来、杂乱无章的信息流中精准地捕捉到最为关键、最有价值的信息，提升在相对有限的信息中洞幽烛微的本领，而绝不能停留在用通俗的语言说好外交故事甚至仅仅靠一些外交花絮吸引受众的水平上。

　　第三，应当大幅提升中国外交理论的研究水平。没有理论支撑的所谓专业研究是低水平的，甚至谈不上是专业研究。2007年，钱其琛在为吴建民编写的《外交案例》一书所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的外交是走了一条新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有了很多的创新。外交实践往前走了，外交理论往往滞后。”十年过去了，中国外交的创新更多了，外交实践更丰富了，但我们的外交理论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如果说有进展的话，那也应当归功于主要领导人的努力。这是令人尴尬甚至是遗憾的。未来，随着全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更为广泛的运用，中国外交专业研究人员应该在外交理论研究方面下扎实细密的功夫，特别是要把当代中国外交的种种实践创新理论化，使其具有更为普遍的解释力，并以此进一步提升外交学科的专业地位。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课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15J2D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